在英国，默多克希望《太阳报》能帮助他立足于英国的传媒业，但问题是《太阳报》有一个强大的死对头，那就是《每日镜报》的老板卡德莱。从一开始，他就和默多克与《太阳报》为敌。他企图通过发行来遏制默多克的《太阳报》，好让它没有立身之地。当然，默多克知道自己的处境，于是他从澳大利亚本土带来了一些擅长做娱乐新闻的记者和销售大师，来负责英国《太阳报》的编排和发行。这其中就有格拉姆金。
格拉姆金回忆说，“那时候我不想去英国，我习惯了澳大利亚的这种生活方式，在这里我的工作和出色，这也让我很有成就感。老实说，我不想丢掉这些“荣誉”，放弃这里的事业，但鲁伯特要求我去英国，开始我坚决不同意，可是，他找到了我致命弱点，用引诱的方式，把我‘骗’到了英国”
默多克知道金有一个嗜好，就是迷恋那些历史悠久的文物古迹。在1969 年，默多克在英国打电话给金，说“金，这段时间有空吗？我想你能来趟英国，我有些重要的事情需要和你当面聊一聊。”接到默多克的电话，金犹豫了片刻，但他没有想到这是默多克设计的“阴谋”，于是周末他就动身去了英国。当金到伦敦后，默多克开着自己的罗尔斯罗伊斯汽车，沿着伦敦的旅游线路，拉着金参观伦敦市区一些有趣的地方以及郊外的旧城堡。经过这一“参观”让金动心了，他喜欢上了伦敦，他开始改变了之前的想法，于是他同意搬到伦敦来往，接受了默多克的邀请，负责经销新创办的《太阳报》，担任该报的发行顾问。默多克和金一起商量着如何做才能使《太阳报》发展起来。就像悉尼的《镜报》一样。他们觉得这份报纸必须要靠推销，靠通过电视商业广告来出售报纸。两人达成一致后，开始行动起来，随即，《太阳报》的发行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亏损到盈亏平衡再到盈利，乃至不断地刷新以往的发行记录，直到《太阳报》的日发行量飙升至1000多万份。
默多克成功了，他说，这不是我的成绩，我非常感谢金《太阳报》所做出的成绩，当然还有那些辛工作的记者和编辑们，是他们让我在英国立足了脚，他们在我眼里都是最优秀的、最出色的。我也相信，在不久的未来，他们仍是《太阳报》的骨干力量。
这就是默多克的用人之道，他喜欢重要有本事的人，只要你有才，那怕使点“小计俩”也要把人才据为己有。不仅默多克，李嘉诚也是一位喜欢重用有本事的人的企业家。
在长时集团，有一位叫周年茂的青年才俊。他的父亲是长江的元勋周千和。周年茂还在学生时代，李嘉诚就把他作为长实未来的专业人士培养，与其父一道送他赴外国专修法律。周年茂回港即进长实，李嘉诚指定他为公司发言人。两年后的1983年即被选为长实董事，1985年后与其父周千和一道被擢升为董事副总经理。周年茂任此要职的年龄比霍建宁还小，才30出头。有人说周年茂一帆风顺，飞黄腾达，是得其父的荫庇——李嘉诚是个很念旧的主人，为感老臣子的犬马之劳，故而“爱屋及乌”。
周年茂的“高升”，不能说与李嘉诚的关照毫无关系。但决定因素仍是周年茂的实力。据长实的职员说：“讲那样话的人，实在不了解我们老细(老板)，对碌碌无为之人，管他三亲六戚，老细一个都不要。年茂年纪虽轻，可是个叻仔(有本事的青年)呀!”周年茂任副总经理，是顶移居加拿大的盛颂声的缺——负责长实系的地产发展。茶果岭丽港城、蓝田汇景花园、鸭月利洲海怡半岛、天水围的嘉湖花园等大型住宅屋村发展，都是由他具体策划落实的。他肩负的责任比盛颂声还大。他不孚众望，得到公司上下“雏凤清于老凤声”的好评。
企业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企业主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而企业主下属的辅佐人才，在不同的阶段，亦不相同。在企业创立之初，企业应该注重有才能、有激情的人。通过对默多克和李嘉诚这种用人之道的剖析，让我们知道，人才是企业生存的法宝，会用人，你的企业就能走的很远，否则，仅凭一人之力，是永远也无法完成心中的那份大业的。
学会放权，让自己轻松起来
古人云：“非得贤难，用之难；非用之难，任之难也。”做为企业的领导者、决策者应该充分地行使好自己权利的同时，要学会放权。对于新闻集团这么的公司来说，默多克直言，一个大企业的领导者没必要事事都去操劳，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学会放权，让优秀的人才帮你管理。我们的新闻集团，在澳洲、欧美、亚洲，包括南美洲等一些地方都有公司，我不可能这样来回奔波，什么事情都问。我把权利交给他们，他们只负责向我汇报公司的运营及 财务状况就行了。我把领导的重心放在方向性的决策上，这样会让我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
在1982年，《泰晤士报》的日发行量虽达到了30万份，但因为人员冗杂，员工过多，它的经营亏损却高达1500万英镑。购得《泰晤士报》时，默多克向媒体宣称，“我不会干预《泰晤士报》的编辑权，也不会左右它百年来保持的编辑方针。基于这一点，我会选择一个工作出色的主编来负责它的编排工作，以此保证《泰晤士报》编辑权的独立性。”收购《泰晤士报》当天，默多克辞去了原来的主编威廉里斯，让《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编辑哈里埃文斯来担任主编。就像默多克收购《泰晤士报》当初承诺的那样，不干涉它的编辑权，为此默多克赋予了埃文斯很大的权力。当然，埃文斯没有让默多克看错人，他是位出色的主编，且是个革新派的人物。在担任《泰晤士报》主编第二天，他就开始着手实施他的办报方针，他开始从版面设计入手，对该报进行了很多大胆的革新——使用电脑更新字样，开辟专栏、诚邀活跃的托利派作家，很快报纸焕然一新，在埃文斯手中《泰晤士报》取得了初步的成功。默多克当然很高兴埃文斯为《泰晤士报》所做出的成绩，他把埃文斯叫到办公室说“你的工作很出色，让我很满意，我没有看错《泰晤士报》的编辑权在你手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以后，只有在你的权利范围，你认为该做的，不需要事事向我请示，如果你认为你的决策可行性强，就放手大胆去做吧。”
埃文斯得到默多克更大的授权，让他工作起来更是如鱼得水。他知道默多克的意思，他也相信，默多克对他的工作是满意的。接下来，埃文斯的权利更是大得惊人，他针对人员机构冗杂的情况下，开始在报社内部机构进行改组，解雇了一大批他认为不符合要求的记者和编辑，更让人震惊的是，埃文斯想试图换掉《泰晤士报》原来的副主编路易斯赫伦（原因是埃文斯和赫伦的办报方针相左，赫伦处处抵制埃文斯的改革措施），但遭到了赫伦的坚决抵抗，最后在默多克的协调下，埃文斯成功换掉了赫伦，由《泰晤士报》报社内的国际部编辑霍姆担任该报副主编。霍姆在该报社已经工作了17年，对这里的事务相当熟悉，而且他工作踏实、认真，更方面条件都不错，霍姆被提升副主编后，在工作上，和埃文斯的配合相当默契，对后来《泰晤士报》转亏为盈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埃文斯大胆革新下，特别是在人员管理上，《泰晤士报》出现了年轻化和国际化的趋势，他改变了以往单纯从英国其他报社招聘记者、编辑的做法，开始适当向综合大学或新闻学院的毕业生伸出了幸运的橄榄枝。一般这些毕业生进入报社有一年的试用期，试用期合格后正式签约，如果表现优秀，他们将会被派往国外的记者站负责国际新闻的采写。同时，埃文斯的另一个大胆举措是开始招聘非英国籍的编辑、记者，如，目前常驻中国的记者郭橄农就毕业于英国的牛津大学，而出生地是德国。埃文斯在默多克授予的权力下，为默多克打理《泰晤士报》做出了突破性的业绩，也为新闻集团抢占英国的传媒市场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对于企业的最高领导而言，始终把权力捆在自己身上，事事亲历而为，显然是错误的。但是授权并不是彻底地撒手不管，当甩手掌柜。这是有历史教训的。明代万历皇帝朱翊钧就是拱手让权，他在位四十八年，亲政三十八年，竟有二十五年时间躲在深宫之内不见外人的面，完全不理国事，连内阁首辅也见不到他，不知在干什么。他这不是事不躬亲，而是放弃“领导”的责任，任属下胡搞，这是走极端的一种表现。另一位明朝皇帝熹宗朱由校，终日在自己的嗜好上下功夫，要当一个优秀的木工和漆匠，沉浸在盖房子、造家具、涂油漆之中，“不厌倦也”，达到“自操斧锯凿削，即巧工也不能及也”的水平，这更不是一个统御者所为。其次，领导者要抓纲举目，要紧抓大事：治国安民之策是国家最高统御者的大事；制定军事战略方针、作战计划是军事统帅的大事；企业的发展规模、产品的品质种类发展远景是企业家的大事。对不同领导者只有抓住这不同的大事，才能做到纲举目张。“兵圣”孙武就提出过：身为高级指挥官的人，切不可身必躬亲于细节问题的干预。他自己的作风是在静悄悄的气氛中“踱方步”，消磨很长时间于重大问题的深思熟虑方面。他感到，在激战进行中的指挥官，一定要随时冷静思考，怎样才能击败敌人。假如他太过于斤斤计较细节问题，必将会“贻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之讥”。对于真正有关战局的要务，将会视而不见。对于影响战局不大的末节琐事，反倒事必躬亲。这样本末倒置的作风，必将使幕僚们无所适从，进退失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