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7岁的王戈1993年大学毕业，由国家分配去了大连造船新厂，当时月薪250元。一年后，他离开国企，去了一家外贸企业，从事粮食贸易。第一年，就和其他两个同事携手赚了第一个100万。又过了一年，由于国家禁止原粮出口，他们的行业不复存在。从富有回到原点的王戈加入了东亚银行，成了上世纪90年代新生外企白领的一员。五年后，他转道上海，加入友邦，涉足保险业，成为公司中最具潜力的职业经理人之一。友邦的同事至今尊称他为“少帅”。现在，王戈是中加合资的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总经理。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总经理 王戈
短短17年，王戈遍历了国有、私营、外资和合资等不同体制的企业，从250元的蓝领技术工人晋升为目前中国社会的典型高净值人士中的一员。加上身处保险业，所以他对财富积累和职业生涯规划较为敏感。在最近接受《财富》（中文版）专访时，王戈谈到了中国职业经理人与西方同行的不同，以及他们在养老规划上面临的挑战，并分享了他从富足走向合理规划的经验。
在王戈眼中，典型的富裕中国职业经理人现在处于45岁至50岁之间。这些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外企刚刚进入中国时已经30多岁，后来成了中坚力量。他们虽然也曾经历过赚六千花五千的“月光”时期，但现在普遍达到了数万的月收入，即便每月消费过万，也有足够盈余。“其中有些先知先觉者。他们已经通过基金定投和股票中长期持有实现了初步的养老规划，产生了一定的积累。”
王戈同时指出，这些人中也有人入股别的公司，进行实体投资，不过这类情况所占比例不大。但是，还是有大量的人认为钱财才是现实存在，对未来退休之后需要多大的花销、维持生活品质需要有多大的成本没有什么考虑。去年年底，永明金融以经济收入中高层为主要调研对象，发布了一份名为《对生活方式、态度和关系的研究》报告，称28%的中国**受访者要“撤出部分（投资的）钱并持有更多现金”，而相对应在印度只有7%。报告显示，**受访者更相信现金，却不知道如何争取更多回报。
分析其中的原因，王戈指出，职业经理人有一系列共同的“错觉”。
谈到富足的生活，人们也许首先想到的是旅游。现在，这部分人的很多旅游待遇都是“拜公司所赐”，比如出差住五星级、乘飞机坐公务舱等。“连刷的卡都是公司的。”王戈说道。“到未来退休的时候，这些都需要自己来支付。”据了解，现在到法国小镇做一次深度游，为期九天，一个人需要3万左右的开销。一年下来，退休后每个季度一次的旅游，每年可能就需要二、三十万。
在中国高端人群的社交方面，也有一个特殊现象：自我创富成功的企业所有者和500强的高管很多年龄、地位和财力相当，并且经常走到一起参加社会活动。在王戈看来，依靠自身创意和能力创富的人，与依靠打工积累财富的职业经理人并不对等。他们的消费水平并不在一条线上，“然而他们吃一样的（东西），打同样的球，去同样的地方旅游。” 这对后者会形成一种无形的消费压力。
此外，医疗方面，富有的人群都希望得到专享的服务。王戈提到，北京一些高端医院的确可以派专家上门看病，“甚至可以监控你每天的心跳。但是，这一套服务，在不生病的情况下一年就需要60万。”在加拿大，一方面有普遍的高福利，另一方面又有企业年金，相对来说个人对退休理财的依赖不高。而在中国，高端人群目前主要还是靠个人积累。他认为，理想中的规划起点是33岁，“但是前提是你已经有了房子、车子并解决了婚姻问题。”
在投资组合方面，王戈认为底部的30%到40%可以是长期的年金产品，中部可以做一些类似像黄金这样的投资。黄金是贵金属，到目前为止没有找到替代性资源，同时仓储成本很低，不像石油。“非洲的女孩看到黄金会两眼放光，中国女孩也视为珍贵。”他认为，这就是公认的价值，不用看一时的涨跌；可以根据个人情况投入20%~30%。“而且，和收藏字画不同，收藏黄金几乎不需要什么专业技能。”
www.liushuye.com至于风险这一端，王戈持相对保守的态度。不过他认为，偏好风险的人可以考虑用15%的水平做一些股票投资。以这些为基础考虑，王戈和夫人都投入了30万左右的健康型保险，每年缴纳14,000元左右，而30万正好是目前北京看重大疾病基本需要花费的钱。此外，2005年孩子出生时，他每年固定交纳2万保费，还计划增加到3万，这样当孩子到18岁时本金投入了54万，按照18年的复利积累，54万基本可以积累到100万。“如果他想（出国）求学，这就是给他预备的费用。”王戈用自己的案例说明了在保险这一端的理财规划。这是他最擅长的，同时也让他未来可以安心而退。
当然，对于未来的老年需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友邦保险北京分公司的崔秀慧认为，要在人际关系上投资。“这是一种隐性财富。看得见的钱可以让人安心。但是这些（人际圈子）退休以后可以给我精神上的满足。”崔秀慧提出的也许只是一种愿景，而泰康人寿保险公司正计划投资50亿元在北京建一个养老社区。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在最近接受《财富》（中文版）采访时认为，“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创造一种社会环境，让老年人老年不孤独，重归社会”。
在尚有大量贫困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富有者精神上的富足，有着更深的意义。王戈提出了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想法。他认为，理财的部分所得要回报社会。“如果5,000元可以为一所贫困小学建设一个图书馆，那么1,000万就可以支持2,000所学校。对于当前社会来讲，这才是真正应该做的。”
不过，公益也需要自上而下的支持，进一步鼓励贡献者。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执行副行长石安楠来自印度。据他介绍，在印度，人们建立慈善信托，信托有章程，规定这些钱必须用于在乡村建造学校，或是为孤儿提供教育。人们在做这些善事的同时，也可以获取税收上的优惠。比如，流向这些账户的资金可以免税，因为它们会用于社会和慈善用途。但是同时，这些信托需要仔细的专业管理，要有明晰的账目，还要严格审计。
高端人士的养老社区
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在最近南非举办的《财富》全球论坛上向《财富》（中文版）透露，筹划中的北京养老社区将是老年人生活方式的彻底变革。未来投入到这个项目的资金将远远不止50亿。他认为，专业化的寿险公司涉足养老设施社区化，是一种很好的商业延伸。
此前，陈东升曾在全球考察，仅美国就去了五、六次，看了十几个各种类型、大小各异的养老社区，小到不足百名华人的小型养老社区，大到位于菲尼克斯的20万人规模、由多个老人社区组成的“老人城”。过去20年，此类社区在美国主要是由教会组织、地产公司等演变而来的。陈东升将目前在中国的养老社区的对象定位为中产阶级高端人群，包括国家机关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商界人士、大公司的高级白领等。
经保监会批准，泰康人寿已经获得中国保险行业第一个养老社区投资试点资格。陈东升的目标是建设一个集老年人教育、医疗健康、体育健身、老年人社会活动为一体的社区，让老年人心情愉快，同时让家人安心。他指出，把养老社区与寿险经营结合起来，是一种国际性的创新。它一来是保险资金运用的有效渠道，同时又可以促进保险产品的发展，比如带动看护保险、丧葬保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