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规制不正当管理与不当管理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如果说对不正当管理的规制需要加强法治理和监管，避免出现不当管理更多地依赖自律，那么两者都需要管理者摆正自己的位置，把管理当作服务，将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对员工负责结合在一起。可以设想，当管理者自觉遵守“心理契约”时，就不至于进一步蔑视法律红线。反过来说，对大众的抱怨、大众批评甚至是反对的意见在宏观上不是采取压制的办法，而是认真听取并且寻找产生不满的原因，然后针对体制上的弊端进行改进，有效遏制不正当管理；那么就不会对“正”而不当的问题进行狡辩，听任不当管理免责。否则不仅不能促进体制管理水平的提高，还极容易导致不正当管理规避应有的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