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在北京有两个项目是我们正在做的。一个在CBD，东三环那边，那是个挺有意思的东西。你看CBD那儿高楼林立，特钢铁特冷血的劲儿。我们做的也是一个摩天楼，但它看上去像是一个“融化”了的高楼，跟周围建筑形成鲜明对比，也是在表达我们的一种独特态度。
另一个在美术馆对面。那个地方挺特殊的，周围都是很矮、很老、很“北京”的建筑，所以我保留了老北京的那种氛围，选择了一种既能跟环境和谐，同时又非常现代的建筑方式。
B：这两个设计好像正好是你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一种如“梦露大厦”，几乎不考虑周围，就往高大威猛里盖；另一种好像“北京2050”，是完全服从地，打骨子里融入环境。
www.liushuye.comM：在“没有历史”的地方，我描绘未来；在“历史丰富”的地方，我就是历史中的一个小节点，连着过去，也连着未来，不能胡来。
B：可能因为你是北京人的缘故，对北京的感情似乎特别深，“北京2050”的那个设计带有你的强烈个人色彩，同时也唤起了非常多人的共鸣，在这方面你是怎么实现的？
M：我经常举一个例子，西方人喜欢把房子放在中间，剩下是一片草地种出点儿树。但是中国人希望把房子给打碎，最好看不见这个房子，房子跟自然都是混合着的，北京更是这样。老舍以前说过一个话，说老北京的美不在建筑本身，而在建筑周围的空间，总是有空。情感就发生在建筑周围的空间里面，那些鸟、那些树——从这些角度看建筑，你总感觉它是美的，因为你的心情是美的，周围的空间是美的，最真实的。
这些符合当代中国人感觉的东西是应该流传的，但我不希望是复制传统。“北京2050”就是这样一次尝试：“CBD上空的浮游之岛”认为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自由的连接，而不是分割，更不是简单地追求高度；“未来胡同”在乎人的生活，同时与北京悠久的传统相得益彰；“天安门人民公园”是一个更加大胆的假设，是一个每个人每天都愿意来参与的城市空间，不仅成为真正的人民文化中心，也将成为北京城中心最大的绿肺。
B：人们总认为你的大胆与张扬只适合老外或者艺术机构，而跟国企和政府是不相吻合的，所以我很奇怪为什么像中钢这样的国企和像贵阳这样的政府机构会找你来做设计。
M：当一个国有企业在改革中跟着国家大的转变在转变的时候，它突然来找你设计一个超高层，这个超高层是中国建筑师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中国上海、香港的超高层的重要项目都是外国建筑师设计的。有人突然把这个机会交到你手上，说我知道你在国际上得了奖，所以我想试试你。
这些人是不同的阶层：有年轻一代的政府官员??一个有感情的建筑师，从来不相信学术和教条。找我来做设计的人，他们要么很感性，要么是挣够了钱，有野心有梦想，想实现一些东西。总之，他们内心与我一定有种共同的情感，使他们在看到我的设计之后有所共鸣，建筑就是一个带有梦想的载体。
“中国应该有更多的实验和研究”
2008年，MAD建筑事务所策划并组织了11位国际青年建筑师，在花溪CBD城市中心设计中，展开了一次号称“高密度城市自然”的“造城研究实验”。先大规模地集中中外知名设计师，然后再因地制宜地“命题作文”。最近几年这种“扎堆设计”的方式似乎成为一种潮流，也暗示着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始终没有找到文化上达成共识的表达方式，因此，才有了一次又一次的实验。
曾有人有过这样评价：“中国是这个星球上最激进的实验场，就算是全世界最弱的建筑师，只要来自国外就可以为所欲为。”作为新一代的中国建筑师，马岩松显然已经试图击败这种偏见并开始在中国培育自己的实验作品。
B：看到你在花溪的造城实验，很多人都吃了一惊。
M：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花溪，那是一个很美的地方，非常自然，多民族聚居。当地政府想把那里做成未来贵阳的CBD，一个集金融、文化、旅游观光为一体的新的城市中心。所以我把它当做一次高密度城市自然的探索，一次集中了世界青年建筑师的集体探索。每一位建筑师都基于其对当地自然环境与文化元素的理解，提出独特的设计方案。目的是要达到它们如同自然生态环境般有机和谐，并且形成复合多元的城市生活系统。
B：这仅仅是一次概念设计，还是未来会在这片土地上实现？
M：到目前为止，我只能说这是一次不怎么成功的概念设计，所以我们还要做第二轮、第三轮，甚至更多的设计尝试。一旦成熟，就会被实现。
B：你似乎并不排斥中国成为全世界的实验场这个论断。
www.liushuye.comM：当然，但是我强调的是更多的研究和实验，而不是直接犯错误，更不是随便来一个国外建筑师，做一个很不靠谱的设计，然后就开始盖——都已经盖成了，还算什么实验呢？那就叫直接犯错误，不是实验。
在英国的时候，我曾经参与过一个广场的设计。很小的一个广场，要是在中国，可能找个人画一画，就开始建了。但国外的建筑设计不是这样，他们在开始设计之前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调查：不光是广场做什么用，采光如何，甚至连每天有多少人从哪个口进，多少人从哪个口出，都有非常具体和严密的调查数据。
然后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设计、推翻、再设计，才能从实验进入到实践阶段。
在我看来，事实上在中国有些建筑师一辈子都没有资格盖楼，而是应该一直画图，做设计，一遍又一遍地设计，做研究。就说花溪的造城实验，你看我盖了么？没有，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我宁可只做设计。
B：如果按照这种方式，这个设计的过程可能会很长，贵阳市政府会有耐心等吗？
M：我相信他们会等的，因为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尝试。当然，如果他们失去耐心，不肯等，我想我们的这个概念设计还是会继续。快速的经济发展和日益膨胀的城市需求，导致我们在高速的低级复制之中生产出大量高密度城市，空洞、拥挤、缺乏灵魂。高密度城市自然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如果能够实现，它会让城市与周边环境达成很理想的和谐状态，对中国城市的构架能提供很好的参考价值。
B：很高兴看到最近几年里你的很多设计都陆续建成或者是开始建设了，不像MAD在中国最初的两年，似乎反复都是在参与各种竞赛和做一些概念设计。
M：对我来说其实那些所谓“不盖”的设计也很重要，虽然我们现在的工作已经非常饱和，但我仍然坚持每年要做大量的“不盖”的设计。梁思成的特殊性不在于他盖了些什么，而是他对城市有着更高层次的规划和理想。对我来说，那些“不盖”的设计就是对更高层次城市理想的一种探索。有时候，一件完美的建筑产品反而不及一个幼稚但具探索性和建设性的概念更有价值。
“不是我疯狂，而是环境太白痴”
中国建筑界曾有一个宿命的说法，说建筑师是大器晚成的职业，40岁后方能有所作为。因而马岩松不到而立之年便能独立执业，独当一面，被业内认定是一种奇迹。当然也不免有人将这种成功归功于他大胆且顺畅的表达，或者说早在他的项目建成之前，他就已经明星化了。
B：说说你自己吧。好多人说你很疯狂很张扬。
M：(笑)其实我周围的人都不觉得我是个特张扬的人，相反，有时候可能还觉得我挺严肃。我有时候也在想，为什么我的建筑和我被“标签”成了张扬，后来想明白了，不是我疯狂，而是环境太白痴。这就好比在一个社会里，如果人人说的做的都一样，那么只要你有一点点的不同，就是精神病了。事实上我也没有刻意要求自己去做不一样的东西，我说的做的只不过是有点想象力而已，如果他们看着有些不一样，只说明我还没被禁锢住。你刚才说媒体喜欢找我，那是因为媒体也在寻找不一样。如果有一天，每个人做的东西都不一样，大家见怪不怪，我觉得那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