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家传统所讲的“仁”、“理”其最高的依据乃是“天命”，它类似于西方现代宗教学中所言的“终极实在”。“天命”通常并不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主宰，而是一种神圣的超越理念，对这个超越理念的执著使他们能够摆脱一切世俗的困苦或诱惑，在精神世界里充分实现自己的价值。《中庸》里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及宋儒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儒家把天地万物存在的原因归结为宇宙神秘的生命力，强调人生的价值在于不断地展现这种生命力。
由于儒家思想是在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中逐渐形成的，它对宇宙生命力的理解不能不有明显的家庭伦理和帝王社会的经验印记，但这并不妨碍它在确立个人的理想追求、砥砺社会风气和促进生态伦理方面的积极意义。从诸葛亮的“诫子书”到黄宗熹的“经世致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对中国商人的传统产生了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从形而上的角度看，西方人受到上帝的召唤，要求他完成赋予他的使命和责任。而儒家要求中国人不断地释放其生命力，以达成自身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以人心来联通天命，是所谓“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从这些古训到联想的“责任心、上进心、事业心”，表述不同，但其本质是相同的。
其次，老话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真是非常的精到。从人类种族的历史来看，犹太人在历史长河中备受苦难，一次又一次流离失所，一次又一次被屠杀、被奴役，但又一次又一次凭借顽强的精神和独特的思想把握世界的经济命脉。强烈危机感使犹太籍的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大战略家层出不穷，从马克思到佛洛依德，从爱因斯坦到李浦曼，从格林斯潘到索罗斯，再从迪斯尼到巴尔默（微软CEO）。中国数千年以来，一直以泱泱大国自居，自明代中期之后，由于长期缺乏挑战，明朝的统治者开始实施收敛的财政政策，采取非竞争性的策略闭关锁国，僻守一隅陶醉于天下第一的美梦之中。在这段时间中，舒适的生活使得整个民族的创造力下降了，无论是意识还是实力都开始落后于外面的世界，落后就要挨打，100多年的屈辱历史则使我们的民族重新焕发了生机，五四运动、救亡运动、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出现了过去几百年都少见的大批的思想家、战略家和艺术家，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鲁迅……，他们胸怀强烈的使命感带领我们的民族走出了危亡的边缘。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商业环境的复苏，中国企业界的企业家们开始大展身手，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中国的强势企业正在稳步成型。从任正非到柳传志，从张瑞敏到马明哲……我想表达的是，我们的中华大地从来就不缺乏出产“使命感”和“企业家”的土壤，只要有一定的湿度和温度，能人志士必会层出不穷。
仅有使命感是不够的，因为企业不但要有强烈的使命感，还需要拼管理，拼效率，至少不能比竞争对手差，这也是生存的核心所在，也就是说，如果缺乏必要的能力和手段，既使再有强烈的愿望，也无法获得“长寿基因”。取得短暂的成功不难，难的是始终在市场的疾风骤雨中屹立不倒。这个竞争是最纯粹的竞争，它遵照社会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原则对企业进行遴选，无法适应环境或者不能胜过竞争对手的企业会面临残酷的命运。
那么如何才能长久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呢？笔者的答案是好的商业文化和企业文化。
晋商之所以成功，与长期以来的良性商业文化有着直接的联系。山西巡抚刘与义给雍正的奏折说到“山右（即山西）积习，重利之念，胜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自诩为深谙下情的雍正皇帝在上面朱批到“山西人，第一类是经商的，第二类是务农的，第三类是谋入营伍，至中材以下方便之读书入仕，……”。山西的重商主义给商业活动提供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当地的有一句顺口溜“有儿开商店，强过做知县，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人才是组织能力的根本保障。
www.liushuye.com在缺乏契约和法律约束的社会中，共同的精神崇拜就可能是维系一个群体最强有力的纽带。关帝崇拜是中国文化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佛、儒、道三家共同认可，共同供奉的神诋只有关羽一个。关羽最早是儒家的圣人，被儒教徒尊为关圣，由于民间的力量，佛、道两教也不约而同地与关羽拉上了关系，在三教的共同努力下，也由于关圣崇拜符合老百姓的需求，自明以降，关圣崇拜的规模和深度发展到了超越其他一切神诋崇拜。据1928年的寺庙登记记载，仅北京的关帝庙就有267座之多。
关帝崇拜源于儒家，又不同于儒家，儒家虽有教主孔丘，亚圣孟轲等圣人在前，但这些圣人都是人，而非神，既使是神，也是读书人的神而不是老百姓心目中可以呼风唤雨、洒豆成兵、除暴安良的神仙，关帝崇拜则提供了一个面如重枣、颌下长髯，胯下马手中刀的英雄形象，其感染力远大于文绉绉的书生圣人。
可以说，关帝崇拜的发展源于中国社会的需要。民间讲关帝，讲得最多的是他的“忠”和“义”。儒家的核心思想中其实原本是没有“忠”这一点的，“忠”是组织（国家是最大的组织，企业是组织的一种）的要求，它要求员工要对组织，要对老板忠诚，这有利于组织的稳定和发展。“义”即为公认的道德准则，“以义治利”，就能形成比较好的商业环境。在对关帝共同崇拜的宗教环境下，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超血缘关系的各种组织（比较有名的是一些帮会和老字号商家），同时将儒家“入世”和“忠义”的信条传播开来。
关羽是几乎所有山西商人都认同、崇拜的神圣，在山西解州关帝庙中可以找到许多由山西商人敬献的匾额，遍布全国的山西商人会馆中最主要的建筑都是供奉关羽的殿堂。在乡情的基础上对于共同道德的尊崇使游贾四方的山西商人们慢慢地走到了一起。山西商人王现经商致富后有一次回家探亲，发现家族子弟里做买卖的时候有缺斤短两的行为，他就把家族的子弟都带到关帝庙里，率众在关羽像前核准了秤杆的刻度，并且在秤杆的最后钉了三颗铜星，这三颗星代表福、禄、寿的意思，就是说做生意的时候，如果少了一两就是缺德，少了二两就一定要破财，缺了三两就要召来天谴，必折阳寿。
直到今天，山西许多地方仍在使用这种带有特殊印记的杆秤。
这种“诚信”和“以义治利”的文化，使企业组织能在一个有序的环境下平稳发展，另一方面，企业内部的管理文化同样重要。我认为晋商的管理文化主要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利益共享”，其次是“认真”，第三是“以诚相待”。文化的外在体现是制度，晋商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创造，一是顶身股制，就是一个人进入这个店铺以后，你除了挣自己正常的工资，还根据你的工龄和职务，再给你一个干股，就是说你不用掏钱，就有了你的股份了，这样的话，你在这个店铺里做的贡献越大，待的时间越长，你的股份就越多。二是掌柜负责制，实际上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没有彻底的以诚相待，在法律缺失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认真则是晋商管理的一大特色，从小处说，现存票据上那一笔端秀的小楷非一日之功；从大处讲，山西票号每年过手数亿两白银，据说从来没有过错票和冒领。许多人口中的“山西人精于算计”不是褒义，但是，在商业文化中，“以此为生，精于此道”绝对是事关成败的重要环节。山西诸多大院，院墙上看似普普通通的砖每一块都经过手工打磨，据说即使是最好的工匠一天砌砖的速度也不能超过五十块，也正是由于点点滴滴的严谨，在每个细节上的慎重，使这些深宅大院能经历几百年风霜雨雪、严寒酷暑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