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来，中国人是自卑的。在传统的帝国制度土崩瓦解的同时，中国人的自信心也跌落到了历史的低点。近十余年来，中国人是自豪的，中国人发现，工业文明和知识经济我们似乎也会玩，而且似乎并不比西方人要差多少，如果说有差别，似乎差的只是时间和火候。
但是有一点不得不指出，数千年中国的工商业组织萎靡始终（尤其是民营组织），如果不谈政治体制的制约，是否中国数千年来所传承的“基因”对企业组织的发展有影响。我们拥有厚重的历史，历史的路径依赖是否会成为中华民族企业和企业家的负累。本文希望通过对企业的两个基因的漫谈来对此进行浅层次的探讨。
什么是基因？汉语词典对此的解释是“存在于细胞的染色体上的生物体遗传的基本单位”，其中的重点字是“遗传”和“基本单位”。从企业组织中的角度来考虑，什么是可以遗传的呢？什么是最基本的呢（基本的往往也是重要的）？
笔者认为，如果把企业竞争看做战争，战争的基本目的是“开疆扩土”和“保家卫国”，将这个含义扩展到企业就是生存和发展，这应该是可以代代相传的基本要素。因此，企业的核心基因是发展的雄心和生存的意图。我们可以将这两者称之为“使命基因”和“长寿基因”。
令人惊讶的是，凡是有大发展的中国企业，其领袖无不在创立之初，就有着与其资源和能力极不相称的雄心壮志，1988年的柳传志就曾奢谈过联想的未来不是地区化的小公司，而是国际化的大企业；低调的任正非在破产边缘时的胸怀天下让人油然而生景仰之情，尽管当时被人讥讽为做梦；吉利“狂人”李书福是在一穷二白，两眼一抹黑的情况下就要作“中国的奔驰”，其勇气和胆识让人佩服。笔者相信，如果没有这份超越自我的胸怀和胆识，也许中国只是多了几个国外PC、网络产品和汽车产品的地区经销商，上述几家企业不可能发展出当前的格局。
企业从小到大，从20万起家到数百亿元营业额，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历史的机遇，这种机遇一般可遇难求，资金、人才、商业环境、市场机会乃至政治气候，缺一不可。晋商400年来的际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山西的地理位置、人口压力、盐业资源、明清两朝的全国统一市场，以上这些都是晋商发展和兴起的必要条件，缺了一个，也许晋商的辉煌就会打很大的折扣。历史发展的潮流浩浩荡荡，不是以某个人或某个企业的意志为转移的，顺应潮流，把握机会往往是智者所为。
同时，大的历史机遇不常有，而大型企业常存。笔者认为，企业发展壮大最主要的因素是企业家精神，即企业家个人所具有的使命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将这种使命感融入到企业的发展之中，使之成为企业的“使命基因”。被机遇的洪流裹挟到历史的大船上的有许多人，有些人在掘到第一桶金后即金盆洗手，有些人忙于修祖坟、盖别墅、买豪车、包二奶……，另外一些人则耐住寂寞、胸怀远大，一步一步坚实地走到今天，取得了别人难以企及的成就。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都有远大的目标、坚定的信念和获胜的雄心。1994年，联想已经是业内非常好的企业之一了，行政部门随潮流买了一辆奔驰350，准备作为柳传志的专车，柳勃然大怒，说“谁买的谁去坐！”，这辆车在车库中默默地躺了很多年。柳这么作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当时的大环境中，这个可能会妨碍联想的发展。享受谁都喜欢，但当享受与做大企业的使命发生冲突时，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决绝。
许多人说柳传志一向的风格是务实和谨慎，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柳常说的一句话是“不打无准备之仗”，这句话颇能说明他的风格――容激情与理性于一身，只有战斗和胜利才能点燃他的激情，但他的战斗准备是冷静和理性的。联想收购IBMPC业务，是一项属于“大赌注”的行为，但不如此，就不能使联想真正走向国际舞台，不如此，就不能实现强国之梦，柳以产业报国的使命也就有一份缺憾。我认为这是这次收购思维层面的动力。
www.liushuye.com只有具有强烈使命感（企业家精神）的人才会成为真正的战略家。战场上纵横捭阖的将军们骨子里，往往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他们才会拥有迥异于常人的激情和感染力，号召大群的追随者们，一起去披荆斩棘，去战胜不可预知的巨大困难。许多公司一进大门，墙上就会有醒目的大字，“视质量为生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观念是制胜的法宝、市场是生存的空间”，这些口号能说明什么？不客气地说，口号本身是毫无用处的，关键是公司的领导者如何执行。好的CEO能够把他的使命感融入整个企业的血液之中。联想系开会唱歌的习惯很有意思。开会之前全体起立，唱《联想之歌》（《神州数码之歌》），开完会后全体起立，唱《歌唱祖国》。在歌声中，联想系企业“产业报国为己任”的理念，于无声处就感染了每个放声歌唱的人。所谓企业的血液，其实就是企业中的骨干员工（不是所有员工）所持有的信念，一个企业的发展，不是由于某个企业家拥有某种精神，而是一批有着同样精神的企业骨干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普遍的印象中，西方人似乎进取心更强，自人类步入工业社会，欧美企业即兴起于世界。西方人所普遍具有的天赋的使命感，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源头所在。笔者研究后发现，这种天赋的使命感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的力量，来源于宗教（新教）！换句话说，西方人天生就有“使命基因”，因此企业才能普遍作大。那么，中国人究竟有没有这个天赋，这与中国企业是否在本源上与欧美的巨型企业竞争紧密相关。
马克思.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讲到：“事实上，这种伦理所宣扬的至善——尽可能地多挣钱……在经济上获利不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了。这种对我们所认为的自然关系的颠倒，从一种朴素的观点来看是极其非理性的，但它却显然是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么，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圣经?箴言?二十二章二十九节）。在现代经济制度下能挣钱，只要挣得合法，就是长于、精于某种天职（Calling）的结果和表现。”
“Calling”这个词在西方世界，是有非常强烈的宗教意味的，一般翻译为“天职、职业、神召”等，其中含有一个概念是明白无误的，即上帝的任务。我认为翻译为中文的“使命”可能更恰当。马克思.韦伯的著作的核心是想说明正是因为新教（在中国简称为基督教，实际上新教是基督教的一种）的伦理不同于天主教，天主教更注重来世，其最高理想颇具禁欲苦行的色彩，而新教中“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它的天职”。换句话说，企业和企业家在西方世界的发展与强大是与新教徒的使命感分不开的，那么，中国人是否拥有这种源于宗教的使命感呢？这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中国传统企业从不缺乏入世的使命感和商业传统，晋商、徽商的成功就说明了这一点。
山西人雷履泰于1823年建立的票号日升昌，其生意无论规模还是品种都足以与现代的银行相媲美。按照山西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的统计，光绪32年（1906年），山西票号总分号最少400家，一家营业额320多万两白银，就是八亿多两白银（其中日升昌14个分号，每个分号平均年汇兑量是231万），当时大清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过1亿两出头。“梳理绵延万里的商业血脉，调度上亿两白银，需要的不仅仅是精打细算或节衣缩食这样的小聪明，而要靠一种气吞万里、俯视天下的大智慧”，在19世纪中期，老西们甚至把生意做到了中东，其基于战略的思考以及行动的胆识足以令现代人汗颜。著名的德国旅行家Richthofen在其著作《中国：我的旅行与研究》中写道：“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有发达的数量意识和金融才华”。中国的老字号，无论是卖烤鸭的全聚德，还是卖药的胡庆余堂、以及日升昌、蔚泰厚等商家所尊奉的“以义治利、诚信为先”、“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劳力，……努力自强，无少偷安，则人力定可日胜矣”的传统经营理念，与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完美代表”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诚实和勤勉，应该成为你永久的伴侣。”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