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些动物精神多些理性博弈
当今世界，有人称之为乱世，至少是个没有硝烟的战国时代，置身其中的任何国家，都难以自外于这个让人恨爱交织的“最好的坏时代”同时也是“最坏的好时代”。那些怀揣着大国崛起梦想的国家，更是欲拒还迎地“与狼共舞”——国际经济政治的较量，自然少不了动物精神，但我们更呼唤多一些理性博弈
|文•朱敏
非理性繁荣与动物精神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罗伯特•席勒，想必大家不会陌生。他曾用“非理性繁荣”一词来预言全球金融危机。其成名之作《动物精神》一书的合作者，是十二年前就和迈克尔•斯彭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一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乔治•阿克洛夫。该书前言中有这样的话：“要想理解经济，就必须要理解它是怎样受动物精神驱动的。正如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一样，凯恩斯的‘动物精神’则是另一种经济观的基调。”
在全球经济持续衰退的背景之下，席勒代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流派斩获诺奖，何尝不是对现实的一种隐喻。无论是“非理性繁荣”还是“动物精神”，都是标准的凯恩斯语录。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凯恩斯主义者，基本主张都是政府对市场有限干预。这可比传统计划经济和市场原教旨主义来得讨巧而现实多了。
市场有潜在的非理性冲动，所以需要政府调控；话说回来，政府也有潜在的动物精神，所以需要法治保障。不过，生了大病的经济体需要的是恢复元气，那些话就成“正确的废话”了，必须有可落地、能治病、疗效快的政策药方。凯恩斯主义基于总需求分析框架的“强心针式”的刺激政策，招不灵啊，反倒唤醒了一个叫“滞涨”的幽灵，不论中西，概莫能外。
但凡懂点经济学的高层，都不会再让凯恩斯先生当国师，特别是离任期届满尚早的领导人。因此有人说凯恩斯貌似卷土重来，我说其实亦终究不过昙花一现。确切地说，今天仿佛又到了一场新的经济学革命前夜——如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里根担任美国总统前后，有摧枯拉朽的货币主义，有信奉供给创造需求、以改革为核心的供给学派革命。而今天，习李新政的要义，恰恰是通过深化改革为市场松绑和减负，我称之为“改革经济学”，应该也是有根有据的。在改革的种种迹象背后，不也有新制度经济学和供给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子吗？
并非就此便说某一学派的主张是随时随地皆可治病救人的灵丹妙药，任何学问或主张都有其应用边界和约束条件。但要实现林毅夫教授那句“中国经济未来20年仍会保持8%潜在增长率”的新结构经济学论断，则有关学者概括的以“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为基点的新供给主义改革，当为经济政策一时之选。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全新提法，不啻是回归常识的市场宣言。“解放思想”，一直是“解放生产力”的必经之途。
絮絮叨叨说这么多，是因为占豪先生新书嘱我作序。该书背景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的较量与博弈，涉及诸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敏感时局问题，尤其是国家之间的权力与利益争夺，但落脚点还是放在中国于全球大博弈格局中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在最后三章的标题里出现读音完全一样的三个词：“中”国梦、中国“梦”、“中国梦”。它们的区别，表面看仅仅在于引号的位置，却让我们对“中国之危与机”中的“机”之所归，有着某种文字之外的特殊期许。尤其是身处变革时代，国人对于“通往彼岸之路”的答案更是充满希冀。之所以在前边莫名其妙谈及当下的经济学流派，也是尝试着对新一轮改革力度及政策取向做一点分析。采用这种关切现实的表达方式，受益于占豪和他的书给予的启发。
作为一部分析国际形势、建言国家战略的著作，区别于通常的财经书不说，其难得之处在于思考框架以及问题导向。按照写作和出版的顺序，占豪把《大博弈：中国之危与机》一书分为了上下两册：上册“经济篇”以经济为主线进行阐述，通过经济层面看清当前世界形势并更好地把握未来方向；下册“局势篇”，以国际政治博弈为主线进行阐述，通过政治层面看清当前世界形势并更好地把握未来方向。这两本书用占豪自己的话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虽然阐述主线不同，但其最终发展逻辑却密切相关并相互印证。
www.liushuye.com当今世界，有人称之为乱世，至少是个没有硝烟的战国时代，置身其中的任何国家，都难以自外于这个让人恨爱交织的“最好的坏时代”同时也是“最坏的好时代”。那些怀揣着大国崛起梦想的国家，更是欲拒还迎地“与狼共舞”——国际经济政治的较量，自然少不了动物精神，但我们更呼唤多一些理性博弈。
比如，为了争取相应的能源定价话语权，中国作为世界能源的生产与消费大国，不可避免地遭遇一场能源金融博弈战。在这场实力与利益的较量之中，金融能源战略的选择与博弈策略的把握，就显得十分重要。当前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纵深命题：随着国际金融博弈的日益加剧，中国能源金融战略究竟应该如何谋划与抉择？对此，我曾在北大与韩忠亮教授做过探讨，他运用博弈论原理将“谈判砝码”作为博弈中“讨价还价”的参照变量来剖析中国能源金融战略发展中存在的难题，提出筑就能源金融安全多重防线等见解，鉴于相关内容在这部书主题范畴内而未及展开，特将其分析思路转述于下，权当作对占豪所论的一点补充——
能源金融的中国策
现如今，在传统经济学难以破译的情况下，油价已成为一个独立的金融问题。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恩道尔曾尖锐地指出：“美国那些著名的投资银行在这轮行情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高盛、花旗、摩根斯坦利、摩根大通是石油期货交易的四大玩家，正是他们在原油期货市场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油价上涨。”此话虽不乏激进甚或有妖魔化华尔街的色彩，但美元贬值、油价飙升的确是符合美国核心利益的现实选择，也是拜与美国形成某种“利益共识”的国际资本对石油价格大肆炒作之所赐。值此情势，作为石油进口和消费大国，中国怎么办？答曰：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石油期货交易所，为全球石油价格提供一组可供参考的交易数据，同时使自身在石油定价上的话语权得以提升。
与金融危机一样，石油价格波动引起的“油荒”，同样可能导致一国乃至全球的危机。究其原因，除战争外，石油价格的非正常波动皆因石油定价权的缺失所致。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一个石油贸易问题，更深层次地探究，则更是一个石油金融问题。由于能源关系到经济安全甚至国家安全，因此对能源的争夺一直是国际政治挥之不去的主题。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前些年曾有文章说，如今的地缘政治是两极事务，只有美国和中国够得上分量。话虽如此，在石油定价博弈这个关键问题上，中国没有讨价还价的话语权，没有谈判砝码。当前中国能源金融战略的关键问题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核心是如何基于能源金融安全，解决能源商品国际定价权问题和建设自己的石油期货交易所。
而中国要在石油定价上拥有话语权，最要害的问题在于人民币国际化。
在书中，占豪将人民币国际化视为打开中国经济困境的“必钥”。这个论断，颇有点“打蛇打七寸”的意味。人民币国际化虽未必是立竿见影让经济走出困境的捷径，却是中国想在包括石油定价权在内的资本控制权与商品定价权上拥有话语权和谈判砝码的通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