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商在历史上曾经雄居中国十大商帮前茅，善与其他商帮携手同行，常以正直的形象出现；却先于其他商帮而退隐于历史舞台，令人扼腕称叹。这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从群体性格上分析，正直秦商在历史的拐点面前“悍勇有余而灵活性不足，厚道有余而不够精明，沉稳过度而创造性不足”，缺乏正当地进取也是重要的因素。认识到这一点，对于今天的秦商与时俱进，敢为人先，重现辉煌，是非常有益的。这也反映了他们的经营智慧。
正直传统惠及天下
秦商发迹于秦地，八百里秦川在封建社会长期作为中华政治文化的中心，经济往来也是辐射“天下”的。在交通、通讯比较落后的年代，人们的政治智慧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在商业往来中也是一样，无论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有多大，对正直人品的认可当是共同的，从黄土地走出来的秦商尤其重视这一点。当他们在物畅其流的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使自己的正直传统惠及天下，反过来也促进了自身的崛起。在秦商活跃的数百年间，在一代又一代秦商身上所体现的正直传统有以下几个特点：
在商品买卖中诚信为本。秦商来自“天子脚下”，注重长线远鹤，功在持久，当然要讲究诚信。史料记载，三原商人梁选橡业贾淮扬时，守支盐场历来有制，“按资次支给”。有险狡之徒通过贿赂上下而超越原定顺序率先支盐，因其获利寻常以倍，名曰“超掣”。梁选橡不肯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一时乡人争先为超掣，咸来邀公，公不可，曰‘善贾者不获近利，善保者不身尝法，以若所为利即厚孰于资斧，吾何必舍吾自然而图未必然。且盐与它贾异名，虽两交而实关三尺，吾谨守之，视若曹之败也’。未几，首事险狡以乱制服法，公乃始大策”。基于这种认识，秦商诚实守信，恪守贾道，素有的“诚信”为本，礼义为纲的美德，代代相传，多有“人硬、货硬、脾气硬”的“三硬商人”，在各地留下了较好的口碑。陕西富平汉代以来有一个小镇，做生意一言九鼎，不言二价，故曰“直镇”。
在商业交往中坦诚率真。秦商来自黄土高坡，大多保留着农家子弟的淳朴品质。他们久羁异地，客地淹留，寄人篱下，处在乡土保护主义盛行的环境下，常常会受到本地商人的排挤，“外来燕子独脚伙，本地麻雀帮手多”，惹翻了当地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麻烦。为此秦商必须通过各种手段树立良好的商业形象，博得淹留地人们的心理认同和欢愉，努力为自己营造一个较好的营业氛围。“示弱”是他们常常采用的一个策略，近代一位四川学者对明清时代远涉湖广秦商的评价是“一大二土”，“一大”是说秦商的资本雄厚，生意规模大；“土”则是秦商的外在形象：他们总是棉布衣、瓜皮帽的行头，在穿戴装扮和生活方面要求并不高。这种传统的“土气”或许更容易入乡随俗，更便于与本地人做生意。一方面，他们在与人交往中绝无霸气，平等互利；另一方面又很豪爽，“骏马快刀英雄胆，干肉水囊老羊皮”，耿直磊落。同时，他们胸怀坦荡，博采众长，兼容并蓄，使得贸易中的摩擦大为减少。
在经商旅程中坚忍不拔。秦商多贩卖商，“陕人之富于涉远性经营商业，不辞艰险，亦所罕见”，然而行商最苦，异地求财，客地经商，困难和艰辛自不在话下，不仅要战胜各种恶劣的自然条件，有时还要和来抢劫的盗匪生死相搏，秦商也就形成了忘死轻生的强悍性格。不辞劳苦，奋志经营的创业精神和恪守本职，坚忍不拔的敬业精神是陕商取得成功的根本所在；不畏艰险，闯荡天涯的开拓精神是陕商数百年驰骋四方的秘笈。
两者的结合使得陕西商人能够迅速适应西部贸易的恶劣环境，在别人视为畏途的贸易环境中展示出顽强地生命力。寸草不生、飞沙走石的千里戈壁尚且有秦商的袅袅炊烟，整个西部高山巨川，黄尘漫天，同样不能阻挡秦商经商致富的脚步。他们上入甘，下进川，往来于边塞、江淮、川蜀等地，涉远行贾，贩贱鬻贵，为家乡挣得财高北斗。
www.liushuye.com在商情变化中沉稳不惊。秦商的上诉三个特点决定了他们能够在商情变化中冷静对待，沉稳不惊。周秦汉唐余韵陶冶出秦商儒雅的性情，他们可以在闲暇时游历大江南北，泛舟中流，酣酒长歌，浪迹江湖。秦商的吃苦耐劳不是挺而走险，而是坚信自己的诚实经营一定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首先，他们的经营活动得到了朝廷的许可或者授权，有的具有一定的官吏背景，可望得到官衙的保护。其次，他们经营的物品大多关系到国计民生，与老百姓的生活贴得很近，只要货真价实，总可以找到销路。明朝时，政府每年发放盐引于陕西各边城，以换取军粮。三原、泾阳商人运粮到边镇换盐，在经营盐业之余，兼营布业、茶叶、毛皮、水烟、药材、及“西口”毛制品，这些都是官民两便的。再次，他们善于利用本土资源和地域优势，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把地域优势转化成效益优势，创造了泾阳茶砖、三原大布等一批走俏全国的名牌产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正当进取多有不足
秦商具有这么多优秀的历史沉淀，为什么近代以来归于沉寂？其中当然有许多外在的客观原因，例如西方资本主义的打压、清末陕西战乱频仍、海洋运输的发达等等。究其内因，除了封建商帮的保守性之外，也与秦商正直传统的两面性有关。正直的另一面就是迂腐，主要的表现就是在历史的拐点面前错失良机，正当进取多有不足。
秦商曾经雄撼四野，在抓住历史机遇方面也有过骄人的辉煌。春秋战国时期，陕西商人抓住诸侯对贸易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机遇，以商求富，迅速发展；隋唐时期，陕西商人抓住政府实行开明政治，对外开放的政策机遇，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的便利条件，形成了大发展的第二次浪潮；明清时期，秦商抓住明清政府对陕西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随军贸易”的政策机遇，乘势而兴，对我国西部经济在明清时代的初步开发发挥了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不过这里所谓的抓住历史机遇都是在条件相对成熟之后的顺势而为，那时候的社会生活节奏相对平稳，秦商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进行酝酿和准备。当社会生活节奏加快时，所谓的抓住历史机遇就并非可以等闲视之了，秦商还像过去那样稳扎稳打，就暴露出自己的“软肋”：
在历史拐点出现时依循正统观念，缺少在商言商的正当诉求。正统观念往往是与官吏的权势联系在一起的，是当时的权贵把持的主流价值观。秦商痛恨贪得无厌的官吏，但为了获得必要的信息或者庇护，又不得不与官吏们打交道，有的则趋炎附势，甘为附庸。明朝文人执政，主流尚文而不举实，秦商有的在取得一定成功之后便成为风流文人，有的游离于戴发修行与文人之间，有的喜欢结交佛门僧人，商人角色模糊。当历史处于变革的关口时，他们往往摆脱不了这些“正统”观念的束缚，反应迟钝，有的还把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视为自己的仇敌。三原县商人孙豹人，当李自成的起义部队逼近三原时，还认为那是流寇进犯，不惜代价组织武装反抗，导致自己的实力受挫。其实，商人应当在商言商，否则角色的转移就是商人角色的终止。我们虽然不能要求秦商能够像政治家那样，迅速站在新兴的利益集团一边，但是至少应当为他们缺少对商业利益的正当诉求，不能巩固已有的商业阵地而感到惋惜。
在商机面前对经营风险有过多的顾虑，缺少正当管理的灵活性。就秦商当时的知识结构和信息掌握而言，他们并非不善于发现商机，只是在商机面前对经营风险有过多的顾虑，徘徊观望。除了思想相对保守之外，管理结构的僵化也是重要的原因，不像晋商那样有独立于财东的优秀掌柜。秦商从总体上来说还是以中小商业为主，虽然也有合资经营和股份制的经营特色，但是多以临时的“伙伴”关系存在，始终难以成“帮”。在家族内部最终也没有能够像乔家大院的主人公乔致庸那样，完成从传统地主型商人向近代商业资本家的转变，不能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与相关产业适应的管理模式和敢于承担风险的执行团队。即使各地的分号要启用一些能人，分号的负责人很少有处置资产的正当权利，缺少决策的灵活性。财东习惯于把剩余资本转化为土地或者房产，甚至把银子埋在地下保值，在风险面前，宁愿放弃商机。例如当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信息传进安吴堡时，财东周莹的第一反映便是收缩商业战线，以保存实力。周莹也曾想与洋商打交道，但十分谨慎，浅尝辄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