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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管理思想纵横观

[类别:领导艺术] [更新:05-02 11:09:34] [浏览:6786 次]

如果撇开其他因素仅仅从战略设计角度而言,鲁肃的“江东对”,要比诸葛亮的“隆中对”更具有可行性。那么,为什么“隆中对”在历史上更为出名,而“江东对”除了专业历史工作者很少有人知晓,显然不是由于这一战略更为成功,而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汉末各方的战略构思上,还有一个值得研究的参照,这就是曹操的战略。曹操作为“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后汉书·许劭传》之评语,《三国志》注引孙盛《异同杂语》作“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实际上在起事之初并无明确的战略。他的谋士荀彧,对曹操战略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荀彧建议曹操以兖州为根据地,就像刘邦保关中、刘秀据河内一样看待兖州。“将军本以兖州首事,平山东之难,百姓无不归心悦服。且河、济天下之要地也,今虽残坏,犹易以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深固根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固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三国志·荀彧传》)更重要的是,荀彧还建议曹操迎接汉献帝到许,“挟天子以令诸侯”。此后,曹操有了稳定的立足地盘,有了皇帝为自己背书的合法性权力来源,迅速成了气候。相比之下,袁绍的短处立显。沮授曾建议袁绍“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三国志·袁绍传》注引《献帝传》),但袁绍心怀疑虑而不听。后来田丰又建议袁绍袭击许都以迎天子而定天下,袁绍照样不听。纵观曹操,始终坚持“挟天子”的政治优势,却再无其他相对固定的战略。所以,曹操的战略,是没有固定方向的柔性战略。他不过是一直在打类似于“尊王攘夷”的正统牌,王牌不变,使用王牌的手法上却随机应变。这种战略似乎很老套,而且平淡无奇,但曹操边走边看,智谋迭出,把自己的牌打得有声有色,且由曹丕继承打到了三国的最后。以战略思想的眼光看,曹操的战略是另一种路数,它不进行要素分析,而是确定一个战略抓手,然后灵活展开,最接近于明茨伯格所说的“手艺型战略”。相比较之下,诸葛亮的战略最为理想化,鲁肃的战略最为务实,曹操的战略最为成功。

    尽管三国的战略在本质上都是先成就霸业后统一天下,但在战略使命上有明显差别。曹操的使命是在平乱中扩展,东吴的使命是在扩展中称帝,而蜀汉的使命是在动荡中复汉。汉语中的“战略”与“策略”差别较大,管理学中来自西方的“战略(Strategy)”一词,与“策略”本来就是一回事。国外所谓的战略管理,往往兼容汉语中的“战略”和“策略”于一身。如果不考虑实施策略,那么诸葛亮的“隆中对”最能激动人心;如果使命和策略兼顾,那么鲁肃的”江东对”最能统合二者;如果策略优先,那么曹操的“挟天子”最利于操作。上述三个战略,在实施中都有相应的调整和变化,而诸葛亮的战略实施起来最为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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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照西窗——诸葛亮管理思想杂议

    小时候,每逢过年,老辈会在房子窗户上贴这样一幅对联:月照西窗诸葛亮,日出东山左丘明。作为刚刚认得文字的小学生,总是不解其意,后来才知道,这是汉字谐音和转意的灵活运用。明月映照纱窗,老式窗棂雅致的方格洒上一片银灰;红日东升,远处的山丘笼罩着橙色曙光。田园美景中嵌入两位古代伟人的姓名,构成中国独有的文化景观。如果据实而言,窗棂上的光彩,同诸葛亮这位伟人没有任何关系,岂不大煞风景?

    诸葛亮的身后功名,恰同这幅对联的“月照西窗”类似,有些同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多少还有关联,有些则八竿子打不着。人们所熟悉的“隆中对”,那确实是诸葛亮本人所作,但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等等,则基本上是“月照西窗”。

    从历史看,任何人都不敢说所掌握的知识真实无误,但大致可以说,诸葛亮是一位杰出的谋略家和经理人,他对于蜀汉的功绩无人可比。这一方面,已经有相当多的著作论文,不用本文赘言。然而,在三国灿烂的星河里,诸葛亮只是群星中的一颗——尽管十分耀眼,但毕竟不是全部。平心而论,当时有不少人在某一方面可以与诸葛亮平分秋色。论复兴汉室的抱负,起码有一批士人(如荀彧)可与匹敌;论谋略,周瑜、鲁肃等人并不亚于诸葛亮;论君臣相得犹如鱼水,早期的孙权和某些时候的曹操,同他们的谋士大臣之间可能更少猜忌(当然,这一关系主要取决于刘备)。那么,诸葛亮的过人之处究竟在哪里?他为何能获得比同时代其他人大得多的名声?

    本文认为,诸葛亮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精神,尤其是他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奋斗,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努力,那“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气度,那“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馀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的自我证明,实际上,诸葛亮追求的是人生的完善,是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正是这种精神,能够引起人们最广泛的共鸣。

    正因为如此,对诸葛亮的批评,是许多人不能容忍的。真正对诸葛亮给出严苛指责的,是北魏的崔浩。他在与毛脩之讨论《三国志》时认为陈寿对诸葛亮过于溢美,说:“夫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踦岖之地,僭号边夷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与赵他(佗)为偶,而以为管萧之亚匹,不亦过乎?……且亮既据蜀,恃山崄之固,不达时宜,弗量势力。严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负能,高自矫举。欲以边夷之众抗衡上国。出兵陇右,再攻祁山,一攻陈仓,疏迟失会,摧衄而反;后入秦川,不复攻城,更求野战。

魏人知其意,闭垒坚守,以不战屈之。知穷势尽,愤结攻中,发病而死。由是言之,岂合古之善将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者乎?”(《魏书·毛脩之传》)在崔浩看来,诸葛亮不识时务,不自量力,矜才自负,战略失误,连其英年早逝都成为他攻击的靶子。所以,崔浩的批评,后人基本上都不以为然,就连章太炎这样的大家,也以“索虏不窥秦岭以南形势”,而断定“其是非无足辨者”(《检论》)。

    然而,崔浩所言难道没有一丁点道理?别的不说,就以治蜀而论,三国之中蜀最狭小,诸葛亮治蜀却最有功绩,这固不待言,史籍中有大量这样的记载:“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野无醉人。”(《三国志》注引《袁子》)崔浩却说的是光亮背后的阴影,“严威切法,勒控蜀人”。诸葛亮治蜀用刑过严,取民过多,应该说是事实。当时就有人批评道:“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自可闭关守险,君臣无事。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同上注引《默记》)还有记载称:“于时谭者多讥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同上注引《蜀记》)裴松之在注文中提到,“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尽管有他同法正的对答为其辩护,即刘璋法禁松弛,故纠之以猛。但是,正如裴松之反问的那样:“未闻善政以刻剥为称。”稍微计量一下蜀汉的用兵概算,蜀人负担之重是明显的。诸葛亮的成功之处,在于民众认可了这种负担,“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但万不能认为当时的蜀中就是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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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诸葛亮的人格感召,他所代表的进取精神,使后代对诸葛亮的评价往往偏高,这属于人之常情。当人们在接受信息时,那种与自己的价值观相反的信息,不但会被有意识摒弃,而且还会被无意识遮掩。例如,诸葛亮事必躬亲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然而从汉代起已经有了丞相不问小事的传统。诸葛亮的主簿杨颙曾进谏道:“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并以丙吉不问命案、陈平不知钱谷为例批评诸葛亮,“今明公为治,乃躬自校簿书,流汗竟日,不亦劳乎!”(《三国志·蜀书·杨戏传》注引《襄阳记》)对此,王夫之辩解道:诸葛亮以“宁静可以致远”闻名,所以不可能热衷于繁苛小事,他作为丞相而事必躬亲,肯定有其不得已之处。要做到不亲小事,必须“下有人而上有君”。诸葛亮上不能得到刘备的充分信任,下没有类似于曹操下属的众多人才。“任李严而严乱其纪,任马谡而谡败其功,公不得已,而察察于纤微,以为訏谟大猷之累,岂得已乎?”(《读通鉴论·三国》)王夫之的辩护看起来有理,却经不起推敲。“宁静致远”作为个人修养方式,是否肯定就能养成政务上不亲小事的习惯?下属不给力,执行多谬误,是否正是事必躬亲所造成的?这些问题,没有是非分明的答案,人们的价值倾向不同,会接受不同的解释。再如,有一篇当代论文,论证关羽之死是诸葛亮假借吴军之手而翦除之,以扫清其丞相之路的障碍,虽然论证不乏学术思考,但因为该文阴谋论的气息过于浓厚,所以本文也不愿采纳其观点。这种研究中的日积月累,最后导致对诸葛亮的不断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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