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相当于那只猫。”何禾说。
3.“突然变成被攻击者，体位变了”
此前手握正确的意见领袖快感正在逐渐消失，“该赞美过的人也都赞美过了，该得罪过的人也都得罪过了。”韩寒说，“但这个高度我不想再继续攀升了。”
就在这时候，方舟子出现了，他指责韩寒有“代笔”。在过去许多年里，韩寒都展示着一种以全世界为敌的形象，但在马一木看来，“他是少年成名，一路非常顺，他的赛道里从来没有出现任何一个障碍物。”结果，韩三篇之后不到一个月，“方韩大战”发生，某种意义上来说，韩寒被从赛道里撞飞了。
韩寒曾跟周云哲分析过，为什么大部分人都宁可闪避方舟子的攻击而自己却愿意迎上去。周云哲记得，韩寒说了句“蛮有韩老师风格的话”，“我发现我是村里面最壮的小伙子，就是觉得有这个责任。”
于梦感到韩寒曾有过一种错误的预判，他认为就像自己之前与高晓松、陆川笔战一样，“可能吵归吵，总有一天我们见面可能相逢一笑，他原来设置也是以为方舟子是这样的人……后来发现方舟子就属于那种不依不饶式的那种，你都没法，他那种乱拳打死老师傅的那种招数，你都总结不出来他是什么套路了，让人有点意外其实。”
那时何禾常看见韩寒一个人在公司里抱着电脑，不停地翻评论，看论坛。“其实简单来说也蛮简单，就是已经习惯这种攻击者了，突然变成被攻击者，体位变了。”在6月的一次饭局上，马一木说。何禾补充了一句，“对，体位变了，没试过，觉得有点怪。”
于梦记得，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朋友们调侃他，争相与其合影帮他自证清白，因为方舟子批评他身高造假。除此以外，韩寒的状态是“安静”，“没反应”，何禾说，“这真的是他第一次感觉自己掌控不了局面。”
一向爱惜羽毛的韩寒一下子被解构了，曾有媒体人评论过，这就像一个人在意气风发地发表演讲，突然有人在台下大喊，你牙缝里有片韭菜。
《独唱团》、韩三篇、方韩大战，那3年的各种经历共同证明，发声—包括写作、做杂志—变得成本过高。《后会无期》似乎成为韩寒的一种解决方案，他转换赛道，正如他曾经在博客里写的那样，“我会飞出你们的射程。”
现在31岁的韩寒这样对《人物》记者解释自己的变化，他说过去做的那些事情“可能浪费了我的才能以及时间”，“那些杂文会传播得很广，但是那又怎么样呢?一来这个社会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当然你也可以非常骄傲地说，社会变得越来越好，我也有一份功劳，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结果有大把的特别青春的时光，你没有去更加好地创造一些事情，沉浸在没有尽头的这些事务中。”
韩寒并不是一个愿意出让话语权的导演
4.“一个”是一个无奈之选
2012年夏天，还留在小团队里的人折腾一年后做出了“ONE·一个”，由韩寒任主编，每天推出一个图片、一个文章、一个问题、一个东西。这个产品曾经部分承继过韩寒在《独唱团》中试图传达的精神。马一木记得，上线第二天发布的文章名为《雷锋和好心的撒玛利亚人》，作者是一位其时62岁的美国英文系教授。“实际上前两个月完全是沿袭独唱团的风格，都是还蛮深、蛮厚的稿件。”
但随之而来的数据证明那些富于野心的稿件并不适合手机阅读，此后，“一个”的风格偏于明快轻巧文艺。现在“一个”的业绩是2000万装机，日活跃读者100万以上。
“ONE更多是读者对于年轻人的原创的一个小平台吧，《独唱团》更多的是承载一个个人的理想。”如今，韩寒这样比较两个产品。
“所以ONE不能承载你的个人理想吗?”《人物》记者问他。
“我有很多个人理想，我的电影承载个人理想，出版承载个人理想，不一定所有的事情都要承担个人理想。”韩寒说，“它其实是一个无奈之选吧，它只能走电子层面。”
www.liushuye.com不过韩寒在“一个”上还是表现出了自己的某些坚持。当时的执行主编马一木并不满足于“一个”仅仅是电子杂志，他反复跟韩寒说产品要有些变化，“你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互联网了，你看Instagram、陌陌，2012年是社交年，在那样的大环境下你当然也希望ONE能做成一个社交阅读应用了。你需要融资。”
“一旦控制权被稀释，万一产品去了别的方向，他担心形象受损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位前《独唱团》成员这样理解韩寒对融资的谨慎。“这个时代是模式大于内容的，改变人的生活方式的都是模式。但对于一个内容发布者来说，他更关心内容。个人英雄主义就是这样，他只关注自己的。”何禾说。
在那场关于是否融资的胶着中，每次开会，韩寒依然嘻嘻哈哈给大家讲段子。这并不能化解矛盾本身，而且团队的压力似乎激起了韩寒某种本能的反弹。他说，希望任何的决定，都不是被群体的意见所绑架后的一种决定。
“反绑架”可能是理解韩寒的一个关键词。他曾慢慢停止杂文写作，是为了从读者的某种期待的绑架中解脱，现在他也不愿被小伙伴们绑架。他说他对商业规则的了解一定远超小伙伴们的想象。“真的，很多事情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我觉得，很多文化工作者可能会对商业世界的一些规则，商业世界的一些残酷，一知半解吧，把一些事情想得太过美好。”
5.他的理想是一年挣500万，但现实对他的改变依然有限
家庭生活给韩寒带来了某种变化，他第一次意识到钱是很重要的—路金波这样解释，以前韩寒住在城乡接合部一间很普通的公寓里，价值200万，相当于上海的五环。
他没有太多爱好，消费基本都在车上，一年买三辆车，买了以后还会卖掉，每辆车大概浪费50万，一年换3辆也就150万。他那时年收入300万，日子过得舒舒服服。
“现在是有老婆，有孩子，有保姆，有岳母，有自己的娘，都住在一起。你有了孩子以后那时候不想曝光，你去小区怎么遛弯?你也不能成天搁在屋里，这个时候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别墅。”路金波说，“他不止一次说过，我的理想是一年挣500万。”
但现实对韩寒的改变是有限的，他仍然不能成为一个完美的商业天才。“其实最早他有点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后会无期》剧本策划魏君子说，“因为毕竟第一次做这么大的团队。拍摄期刚开始算好的时候，他还给自己排了赛车的时间。他不知道走掉这3天这个剧组的成本。”
方励也直言韩寒“准备得不够”。“这不是他原来想象的身边几个人就可以做完。周期只有这么多，演员档期这么有限，人员有限，最要命就是时间不等人，还有天气，所有都是约束。”《后会无期》除宣传发行外的成本是5000多万。“如果说我换个熟悉的导演我能少花1000万，”方励说，“但也是因为多花了1000万出来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他的创作灵感很多，这就是因祸得福。”
韩寒总有一些藐视规律，电影依然如此，从剧本开始就有，“有时候我说韩寒你反戏剧规律”，已经进入电影行业多年的方励说，“你压不动他，压他也没有用，我们几个人我深知用了路金波跟我做帮凶，全体轰炸来砍他几个故事点，表面上答应，后面口是心非，绝对口是心非。”
不能因此就判定韩寒反感商业。出道多年后他毫不怀疑自己能够再一次赢得受众，“我觉得正好是我自己的不顾市场的一种表达，恰恰赢得了一部分受众的喜欢，它可以让我更加去不顾市场地表达。……7月21号的时候会做首映，当你看完以后，你会发现它对所谓商业化的零迎合……因为我不需要迎合那些观众，我来这里是拍电影的，不是来拍马屁的，我既不是来拍发行方、投资方马屁，我也不是来拍观众马屁。但我也不会说观众不喜欢什么，我非得要来什么，跟你们死活就对着干，或者说特别的曲高和寡，像我刚才说的一支烟点3分钟所谓的起范儿。因为我有我自己的基础审美，我相信在我基础审美下做出来的东西不会不好看，只是说它没有当今想象之下的那些商业元素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