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大师的盛名掩盖了一位管理大师。股神的神话其实是管理的故事，既是管理者巴菲特的杰作，也是哈撒韦公司团队的成就。“神”无法模仿，和“神”同桌吃饭不如和“人”切磋管理。
—题记
股东与经理同舟共济
管理专家们，尤其是公司治理的专家们，常常为怀有道德风险的经理们与经理们所埋怨的短视的股东们之间的矛盾所困惑。
巴菲特以他的方式企图要给这个问题一个答案。他希望股东们是这样一群人：
你们不要把自己仅仅看成是一张价格每天起起落落的小纸片的拥有者，而且当某种经济或者政治事件的出现让你觉得紧张的时候，这张纸片还是你首先拿出来抛售的备选品。反之，我们希望你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你希望与之同生共死的企业的部分所有者，就像你与你的家人共同拥有一家农场或者一套住房的情况一样。
然而，“股市有风险，投资须谨慎”。在一个跌宕起伏的市场里，要让股东们具有远见，如何才能做到呢？董事和经理人应该做出何种承诺，发出何种可信的信号呢？
首先，利益捆绑。“我们个人的财富将大规模地集中到伯克希尔的股票上：我们不会要求你们与我们一起投资，然后随之又将我们自己的钱投到别的地方。”“如果你痛苦，我们痛苦；如果我们兴旺，你也会兴旺。”只有这样，“当我做蠢事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能够从我自己也按照自己与你们相对应的比例遭受了财务损失这样一个事实中得到一些安慰”。
其次，拒绝高薪的制度设计。要真正实现经理人和股东的利益捆绑，就要拒绝高薪，公司都要倒闭了，高级经理们还厚颜无耻地拿着高薪，享用着公司的商务直升机。股东委托的一个根本目的是要避免风险和发现机会，但是，高薪有时候不仅不让经理人分外珍惜其工作、声誉，反而助长了其懈怠。巴菲特说：“我们不会通过引入薪酬安排机制，让我们自己在参与公司活动的过程中，有好处的时候多占，而在有麻烦的时候则让自己少受损失，来破坏这个规矩。”
第三，经理人应该具备道德感，而不是一个赚钱的机器或者工具。这个问题，一是对股东负责。在巴菲特看来：“我们不会把伯克希尔的股票持有人看成是永远出出进进的一大群连脸都无法看清楚的人，而是把他们看成是为了打造他们美好的晚年生活，而把他们的资金委托给我们的联合投资人。”如果经理人无法具有这种敬畏感，就难以对股东、对管理活动本身具有德鲁克所说的“承诺”。另一方面，如果这样的利益最大化是通过投机获得，那么这样的收益难以持久，“最大的目标是让我们全体股东从他们对伯克希尔的所有权中获得的收益最大化，但是我们也希望使那些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基础而流入到某一部分股票持有人的利益最小化”。
狂热地保护公司名誉
许多人不惜重金去与巴菲特共餐。但是，撇去营销的成分，他们真的能从巴菲特那里学来什么吗？他们能学来管理公司的方法吗？
在巴菲特看来，好的企业文化是对繁文缛节的规章制度的替代。“如果你拥有一个好的企业文化，我认为你可以让你的规章制度非常的简单。
”查理•芒格说，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管理费用很低，没有季度的目标和预算，也没有标准的人事体系。但是，这样一个“不健全”、缺乏计划的公司如何创造了奇迹呢？
汤姆•彼得斯《追求卓越》所遴选的样本公司总为什么没有伯克希尔-哈撒韦呢？真是奇怪。巴菲特说，我们长期所致力于的目标是成为企业“首选的买方”—尤其是那些由家族所创办的和所拥有的企业。要想达到这个目标，惟一的办法就是让它适得其所。
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董事会主席到底有多么重视它的声誉—“首选”？可以说，无以复加。“最优先的是我们大家持续狂热地保卫伯克希尔的名誉。我们做不到完美无缺，但是我们可以尽力而为……我们损失得起金钱—甚至是大笔的金钱。但是我们无法承受名誉的损失—哪怕是丝毫的名誉损失。”
www.liushuye.com也许，只有这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公司领导人才能懂得谨慎、权衡是什么，才能真正懂得保守（prudence）、耐心（Patienceisavirtue）的价值。巴菲特判定自己是否“名正”的标准也颇有意思：“言顺”—是否能够很高兴地看到它出现在由最不友好，但是很有智慧的记者写的，发表在全国性报纸头版上的文章里。所以，“别人就是这么干的”就是非常不负责的策略—人们表面上痛恨人云亦云，却很喜欢人行亦行，因为这看起来是很保险的策略。当然，伯克希尔-哈撒韦崇尚对经理们充分的授权，“走自己的路，让华尔街的人去说吧”—“在伯克希尔，既没有历史也没有所有者的要求会阻碍明智的决策”，这的确得益与我们前一部分所说的股东们的远见和信任，这信任的背后一方面是巴菲特及其公司渐次积累起来的—“我们的历史记录与我们的说法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在制度上和文化上，确定与股东们“荣辱与共、肝胆相照”。
真正独立的非独立董事
在一些事情确实做错了或者做得很愚蠢的时候，挑战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敢于更换CEO，这是董事最有价值的特质。这种特质被巴菲特视为“真正的独立意识”。
不过，这种特质非常稀缺。稀缺的根本原因在于，事不关己。
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11名董事中，每一位及其家族成员持有的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超过400万美元。而且，由于伯克希尔未分配过期权，所以董事们的400万都是在公开市场自购得来的。按这个逻辑，那么伯克希尔是没有真正的“独立董事”的。
股东们要敢于具有“真正的独立意识”，具有敢于挑战CEO的勇气和毅力，他们就必须要面临这样的一个安排：你们（公众股东）赢，他们（董事）赢得多；你们亏，他们亏得多。只有这样，他们才有义务或者责任，有动机，去“独立”。在伯克希尔-哈撒韦，董事们的津贴是象征性的，正如孟子所说：“有恒产者有恒心。”董事的低薪斩断了得过且过、充当好好先生、橡皮图章的最后幻想，并且，他们也不能购买领导责任保险（“这是一个不规范的做法，也不是不经意的，我们在几年之中为我们的股票持有人省下了好几百万美元”）。巴菲特称这种董事会安排为“所有者资本主义”。
不过，要成为哈撒韦的股东可不是那么容易的。除了股票持有人倾向、对公司真正的兴趣，巴菲特格外强调商业头脑。这是一个难以衡量的标准。巴菲特无疑是强调董事必须具有公司主营业务的相关专业知识的。他自我嘲笑说，如果把自己放到一个科技公司的董事会，自己和一个花盆有什么区别呢？
这是因为董事们必须负责任地阻止经理人的错误行为和道德风险（即“隐藏行为”）—“如果经理人们很能干，但是太贪婪，把手伸得太长，而且试图深深插进股票持有人的口袋里，董事们必须义正言辞地抓住他们的手。”董事会被糊弄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因为他们能够被糊弄，所以他们就被糊弄了。
经理人的管家意识日益淡薄，这是不争的事实。他们不惜作假账，篡改数据，短期行为，来满足日益唾手可得的期权。不要总以为是经理人贪婪，“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为董事们本应该监管，却未能尽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