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企业家们都不促进开放，甚至甘愿充当开放社会的敌人，那些耀眼的财富，那些光鲜的公司，又能存活多久呢？
企业家与开放社会，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一个健全的开放社会必然催生出很多优秀的企业家，反过来，企业家也必然促进开放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开放社会的观察，可以用企业家的发展数据、企业和企业家的案例来做量化分析；对企业家的观察，也可以用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设定一些与开放有关的价值坐标，来做具体考量。两种路径互为表里，促使我们找到社会发展、市场演进的内在原因。
对中国企业家的观察，当然也能沿用这样的分析方法。事实上，这些年，几乎重大的企业家新闻，都能在开放社会与企业家关系的维度找到内因。但近些年来，一个简单的常识却经常被忽略：企业家得益于开放社会、得益于改革开放，但到了今天，因为自身利益的变化，企业家似乎开始变成开放社会的敌人
1978年是中国企业家的启蒙之年。到今天为止，中国已经出现了一大批企业家，年产过亿的企业家已经有10万，年产超过50亿的企业家有5000人。这是醒目的变化，可以说是前无古人，而这个变化的背后最重要的因果关系，就是开放社会催生了企业家的诞生。
横向的比较也能说明问题。作为一个开放国家，美国有很多企业家，像比尔盖茨、福特等。日本从二战以后，也出现了特别多的企业家。所以说开放社会和企业家之间，甚至是一种惟一的因果关系；韩国的开放比我们早不了多少年，但是现在韩国已经拥有三星、现代等非常了不起的企业，在全球的500强里，他们以私人企业的身份闪亮登场，成为全球开放社会和市场体系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这些年，金融大鳄索罗斯在全世界纵横捭阖，攻城掠地，他的方法论，应该是有某种启示意义的。而索罗斯总是反复提及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念，这让我兴趣盎然。
很有趣，索罗斯喜欢卡尔 波普尔。我所熟悉的波普尔，他的名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国内有一大批铁杆跟随者。这位举世闻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长期以来被西方学界誉为“开放社会之父”。从科学家到文史哲界的专家，从政界要员到企业家，无不深受波普尔学说的影响。尤其是他的证伪主义方法论，甚至成为诸多商业天才的经营利器。而这一大批商业天才中，当然就包括了大名鼎鼎的索罗斯。
事实上，索罗斯是波普尔的嫡传学生。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的索罗斯提前一年完成了毕业考试。如何打发这一年的自由时光？索罗斯的选择是来到卡尔 波普尔的门下，成为后者的关门弟子。
从索罗斯后来的言说来看，波普尔对他构成真正影响的学术体系，仍然是著名的证伪方法：一个失败的检验就足以证伪，而再多的确认性例证也不能完全证实。科学原理具有假设条件，其真实性要能经受证伪的检验，声称掌握绝对真理的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错误，所以只能强加于社会，所以这类意识形态都会导致压抑。
虽然索罗斯的发展没有沿着学术方向演进，但索罗斯认为，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念对他形成了毕生的影响，他也因此而成功，而且，他沿着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法论，这就是索罗斯反复解说的所谓反射性理论。
按照索罗斯不厌其烦的言说，反射性理论有点像物理学上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天体学上的宇宙和反宇宙、社会学中的多样性、信息学里的无遮蔽多元信息场域。但毫无疑问，索罗斯的反射性理论必须建立在波普尔的开放社会架构上，否则，索罗斯的一切商业行为、一切思想行为，均无从谈起。
这正是我喜欢索罗斯的理由所在。在一个开放社会里，索罗斯简直就是一个怀疑一切的人，他总是试图寻找到更加多样性的信息，逐条加以怀疑，然后组合出一套对自己有利的信息。
不过，相对于观念的正确与否，索罗斯和他的导师一样，更加关注观念背后的方法论。即使在开放的美国，索罗斯也一直坚守波普尔开放社会的理念，坚守他自己的反射性方法，他是波普尔证伪主义方法论的真正门徒。比如关于汹涌的次贷金融危机，索罗斯就认为，这是信贷和杠杆使用的无止境增长导致的灾难，而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则是：金融市场可以自我调节，所以可以听之任之。由此，索罗斯批评了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信条，认为他们忽略了绝对自由市场的另外一种反射性，即人的不确定性。而关于小布什总统的伊拉克战争，索罗斯认为，正是对美国开放性社会的某种收缩（比如传播的主导原则和单一原则），才导致美国人最终同意小布什发动战争。在这样的意义上，索罗斯认为，这是美国开放社会的最大危机。
www.liushuye.com任何一个人都很容易犯下矫枉过正的毛病，就像人的眼睛长在身体的前面，当我们朝前面看去，必然要丢失背后的风景，当我们朝左边看去，必然要丢失右边的风景。人总是一个有限的人。索罗斯显然是深深领悟到了这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去分析索罗斯这些年的金融大手笔，必然能发现，他总是试图超越金融，站在一个更加周全的地方打点自己的生意。他不是那种坐井观天的小生意人，有些时候，他像批评家，有些时候，他又像杀手，有些时候，他锱铢必较，有些时候，他却是一名彻底形而上的思想者。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企业家显然与索罗斯存在极大的差距。
毫无疑问，中国当代企业家都是开放社会的产物，没有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企业家们一个也不会出现。但是，当这些企业家拥有了财富之后，相当一批人似乎成了开放社会的敌人。最明显的例证是，今天的中国企业家普遍迷恋**勾结，而这毫无疑问是开放社会的死敌。在新经济领域，很多年轻的企业家对越来越疯狂的信息封锁不仅不抵制，反而助纣为虐，幻想自己的竞争对手退出市场之后，自己可以分得利益，殊不知任何形式的信息遮蔽，都是对开放社会的遮蔽，而任何关于开放社会的抵制，最终必然导致企业的式微。因为，人类企业发展史明显见证了一个事实：企业家必然是开放社会的产物。
一个成功的索罗斯，当然是开放社会的硕果。所以索罗斯在50岁那一年，在他的对冲基金增长到一亿美元之后，开始思考究竟什么事业才值得他继续发力。在漫长的思考之后，索罗斯终于决定建立一个致力于促进开放社会的基金会。他为这个基金会确定了醒目的宗旨：促进封闭社会渐渐开放，弥补已经开放的社会的种种不足，倡导批判性的思维方式。
一名富可敌国的金融大鳄愿意站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中，对这个世界保持一种批评的姿态，这无论如何值得善于拍马屁、善于**勾结的中国企业家们学习。而关于今天的中国，索罗斯的建设性批评也让人耳目一新。他说，现在的中国人还愿意将个人自由服从于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但不可能永远这样。腐败是一个大问题，中国需要法治，需要公民批评政府，防止其滥用权力。中国需要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世界其他国家绝对不可能让个人自由服从中国繁荣。
关于索罗斯，还需要说一点什么？这名曾经因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激动不已的商人，事实上比很多中国人更能看到中国的危机，这名得益于美国开放社会的金融巨人，事实上一直在促进美国的进一步开放，他对美国社会任何一点与开放为敌的行为都保持着巨大的愤怒。相比之下，中国的企业家们是不是一直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呢？或者我们反过来说，当企业家们都不促进开放，甚至甘愿充当开放社会的敌人，那些耀眼的财富，那些光鲜的公司，又能存活多久呢？
（作者系财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