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小蚂蚁
在地上爬，在地上爬
太阳升起来了
太阳下山了
一只小蚂蚁
在地上爬，在地上爬
老人远看，望着啥
看夕阳西下了
看一只小蚂蚁在地上爬
眼泪静静地流，静静地流
一只小蚂蚁
在地上爬，在地上爬
王明夫认定：“这首用大白话写的诗容易令人感慨，我取了个名字非常沉重，叫大地苍生。它总是让人怀念一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的精神苦难与成长。我觉得俞敏洪在北大的时候，就能写出这种诗来，就注定了若干年后会比他在北大时候很风光的同学要成功得多得多。”
在患肺结核养病的日子里，俞敏洪从容地读了600本名著，也许，这是他在北大除了学英语以外的最大收获。
“超级英文词典”的江湖生活
在中国的年轻人中，俞敏洪有着神话般的魔力。
曾有这样一个评价：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在哈佛与耶鲁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超过了中国任何一位大学校长。《时代》周刊对他的描述是：这个一手打造了新东方品牌的中国人是“偶像级的，像米奇或者小熊维尼之于迪士尼”。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有张海迪、李燕杰、曲啸一呼百应，而90年代以来，俞敏洪几乎是拥有最多听众的演讲者。他所到之处的演讲，都是人山人海；在国内国外的各种场合经常接受“俞老师好”的招呼。新东方主宰着北京乃至全国的出国培训市场，据不完全统计，在海外各大名校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中，有70%以上曾在新东方就读。
新东方的老师们最爱讲段子，他们喜欢拿老俞开涮。“老俞最喜欢什么？电线杆！”“老俞不会用信用卡，提着一麻袋钱去度假”；“霍元甲里那个插秧的农民就是老俞(伊有技能，是连续三年当地插秧冠军)”；“全世界谁最土？老俞——穿个背后印着‘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的新东方T恤去打高尔夫。”
戴在俞敏洪头上的两顶桂冠一个是“留学教父”，另一个是“创业英雄”。他被疯狂英语的李阳比喻为“他(俞敏洪)是教育界的比尔·盖茨”。
12年前，34岁的俞敏洪还没有这么伟大的称号，那时他被称作“超级英文词典”，他掌握8万个英文词汇，比一本六七厘米厚的《朗文现代英汉双解词典》还要多一倍，为了备课曾经背破两本《朗文现代英汉双解词典》。
2004年1月，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斥巨资在北京中关村核心区购买了标志性建筑——中关村金融中心作为总部办公大楼，这栋建筑像一艘帆船静静地矗立在中关村最核心的中央。俞敏洪把新东方这个当今中国最有名的私立教育机构总部选在中国最优秀的公立大学北京大学旁边。而此时，距离他因为在校外办班、违反校规被逐出燕园快13年了。一介高墙内的彬彬书生一脚踏入江湖后的故事精彩有余、痞气十足。
访问者：你怎么看待自己从北大出来的经历，最初创办新东方的时候是否考虑过面子问题？
俞敏洪：如果没有在北大当老师的那6年，我肯定就做不了新东方。因为在北大当老师的6年，让我的教育水平日益变得成熟，而且是我在北大当老师的同时，我就已经在培训部兼课了。那个兼课就帮助我把培训的风格和北大的教育风格结合起来，形成了我在新东方的教学风格。
其实不存在拉下脸面的问题。当时其实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同学们都出国了，我出不了国。那我就只能靠自己赚钱谋生。然后，又从北大出来了，所以只能是去为别的机构教书。其实到最后我注册一个学校，就已经是从北大出来，比教书更体面了。为什么？毕竟是我自己办的学校，我给自己干。当然当时没想到，办了学校以后，没有人来上课。因为到处都是培训机构，乱七八糟的，学生也不可能相信你。
在北京冬日的寒风中，俞敏洪是这样起家的：在中关村二小租了间10平米的平房当教室，一张破桌子，一把烂椅子，一堆用毛笔写的小广告，一个刷广告的胶水桶，“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正式成立，成员两人：他和老婆。
www.liushuye.com北京寒风怒号的冬夜，俞敏洪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刷广告。他一把火烧了自己写的诗，管什么国家大事，一心只想着能在北京养家糊口生存下去。手冻麻了，来两口二锅头暖暖身子。在北大多年被边缘化的生活这次倒是帮了他大忙，没有身段也就不存在放下的问题，没有矜持、不是精英、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寒风中边喝二锅头边贴小广告的俞敏洪，显示出一股痞子的狠劲。
新东方人都知道俞敏洪有电线杆情结，因为新东方是靠他在电线杆上一张一张贴广告贴出来的。多年以后，新东方创业元老徐小平评论：“俞敏洪左右开弓的糨糊刷，在中国留学生运动史上刷下最激动人心的一页华章。”曾经因为市政建设，来人要拆新东方外面的两根电线杆，他急了，死活不让拆，最后花了7万元才保下那两根电线杆。
“贴广告很辛苦，我还常做免费讲座啊，免费讲课啊，没有地方，没有钱等等，非常艰难。但是这一切，并不是时间很长，也就半年左右就过去了。因为后来学生经过我不断做免费上课，真的体会到了上课的意义，后来他们就开始交费、报名，这个时期就过去了。所以等到开‘红大发’的时候，已经很富有了。当时中国有车的人很少啊。反正开一个‘红大发’到马路上转悠，从来不堵车的！”
同时，随着俞敏洪迅速壮大，把东方英语培训部从中关村二小折腾到北大六七十人的大教室，再次开着他的“红大发”上路时，麻烦也接踵而至。
俞敏洪的名声响了，招的学生越来越多，同时也断了别人的财路。中国的培训市场从来就是一个充满杀伐的江湖。
先是俞敏洪的广告被对手覆盖，后来当场就给撕了。1992年春天，俞敏洪的广告员去贴广告，刚准备往上贴，另外一个学校的广告员早就等在那儿，上来就是三刀，被送到医院缝了8针。俞敏洪第一次意识到办学校还要考虑到安全问题、最重要是人身安全的问题。
于是，为了摆平这类事件，老俞揣着3000块钱请公安局的警察朋友走进了当时中关村最好的饭店——香港美食城。来北京十几年了，他还从未来过这么高档的饭店。
三个警察、俞敏洪和一个陪吃的老师，五个人干掉了四瓶高度“五粮液”。
从未应酬过这种场面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公检法打交道的老俞，不会劝酒，也不知道怎么跟人家套近乎。内心紧张、一口江阴普通话也不知道怎么对得上人家的京片子，于是，只能少说、多喝。
没过多久，俞敏洪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警察送他去了医院，足足抢救了两个半小时。
他一个人喝掉了一瓶半，差点喝死。他醒了的第一句话是哭着喊：“我不干了！把学习关门了！”接下来是撕心裂肺地折腾、哭闹，很多年后有个电视节目采访俞敏洪时问他最希望拥有哪种才华？他回答希望掌握一种乐器，用另一种语言把内心的情绪宣泄出来。那时候，他只能选择哭泣，三十岁男人的委屈倾泻而出。
然而哭累了、喊累了、睡够了、酒醒了之后，他二话不说，背上书包去赶晚上7点的课去了，他无从选择，只能面对。只不过，从此，他不必再担心竞争对手寻衅滋事的麻烦，因为以命陪喝相交下来的朋友会关照他的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