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团队在海外营销及战略并购方面起到重要作用。2009年，我们利用金融危机收购了丹麦的技术授权机构Bioener。在过去，我们每建成一家生物质电站，都必须支付50万美元的技术使用费。而且如果Bioener取消了技术授权，我们将不得不使用落后的技术。因此，这宗收购对我们的意义重大。公司的国际管理团队出色地完成了尽职调查、谈判及实施等一系列工作。
外籍高管在初期享受本地年薪，拥有期权。但是，他们和我一样，怀有相同的使命感。我曾经和西蒙帕克开玩笑说，让他学习中文比教会中国8亿农民讲英语要容易得多。之后，他开始每天早晨六点半准时到达公司学习中文。
发电厂的员工几乎清一色的是本地人，其中有95%是从当地直接招聘的。我们在农村展开了一些有意思的试点工作，并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我们还利用地方政府的组织资源来收购秸秆，而他们可以获得收益用于发展当地经济。我们还尝试与当地社保部门和保险公司进行合作，根据农民提供的秸秆数量来为他们买保险。这些试点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当地团队的工作。
沃顿知识在线：要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生物质能的主要挑战有哪些？
蒋大龙：我们希望政府能制定类似于其它新能源行业的，全国统一的补贴政策，以保持生物质能发电厂的可持续性发展。
良好的政策应当包含“大力支持、合理规划及适度控制”，这能使生物质能发电行业大获裨益。政府必须制订公平、透明的行业规则，因为现在已出现一些不公平和不合理的苗头。
例如，因为生物质能发电厂的燃料供应要求提供一个经济的运输范围，因此，每个地理区域应当只允许建设一家生物质能发电厂。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却审批通过了在一个地区建设两三家发电厂的方案，造成燃料竞争过于激烈，从而对生物质能行业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在考虑到供热、供电等因素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应当制定一个全面的发电厂建设计划，而不能由于生物质能对整体能源供应的贡献相对较少而任其发展。
此外，有部分生物质能发电厂名不符实，多数时间在燃烧煤炭而不是生物质，或者将煤炭与生物质掺杂在一起。这类发电厂的前身是小型的煤电厂，通常由当地政府所有并将其定为“生物质”发电厂，这样就能让这些工厂继续运行。在中国，将煤炭和生物质掺杂在一起是很普遍的。如果缺乏法规监管，就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沃顿知识在线：目前，在许多新能源领域先行者“从贫到富”的故事的刺激下，各类投资者都在试图进入新能源行业。您对此有何看法？
蒋大龙：我对个人财富看得没那么重。我出生在山东的一个农村，令我感到骄傲的是，龙基电力已成为中国民间最大的支农补助系统之一。我们累计提供了19亿元现金用于秸秆收购，这个数字每年还将继续增多。此举使得数以百万的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我在周末很少休息，我每天都很努力地工作。我对我从事的工作充满**，我的同事也有同样的热情。一家发电厂能创造数千个就业机会，并使数以万计的农民受益，这个愿景令我们倍受鼓舞。
我的理念就是，如果公司对社会和环境有益，这家公司必定会取得成功。我们国家的决策层已经认识到发展生物质能的深远意义。如今，中国的生物质能正在使农民和环境受益，我坚信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会大力支持这个产业，所有的参与者都将从中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