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的橡树
那天，在车上听了一个故事，当时就决定要在文章里引用它：
1985年，牛津大学大礼堂的20根横梁发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学校当局决定更换之。那些巨大的横梁都是由橡树制成，距今已有350年历史。为了保持大礼堂的风貌，必须找到20棵大橡树制作横梁。当时，一棵类似粗大橡树的成本超过20万美元。钱不成问题，但是，哪里可以找到350年历史的大橡树？
学校园艺所报告说：他们找到了一批这样的橡树。原来，大礼堂的建筑师当时已经预想到，那些横梁300多年后将会风化，因此，让工人在园子里种下了一片橡树，足以满足后人之需。
我没有去过牛津大学，无法对“牛津大学的橡树”故事进行考证，但我愿意相信，这是一位伟大的建筑师。
故事讲完了，我却还没想好引用它究竟要表达什么主题。想了想，为了与当下的语境相符合，我决定将本文写成一篇励志作文。不同的人从牛津大学的橡树或者那位建筑师身上，会读出不同的意义，我读出来的是“远见”。
引申出来，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部门，都不应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要把眼光放得远一些，再远一些。
这与房地产有什么关系？
对于地产商来说，如果你不能看到350年以后的事，至少要看到70年，一套住宅的合法年龄。这么说，是因为很多地产商连70年都做不到。近期发生的几起“楼脆脆”事件，证明有些地产商的眼光只看得到离他一尺近的银行支票，70年对他们来说实在过于遥远，350年则连做梦也不会梦到。
所以，我们的房地产开发5年没有进步没有创新，是正常的；我们的住宅楼不到30年甚至十几年就不得不拆除，也是正常的。
所以，虽然我们所处的时代物质极大繁荣，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市场，甚至一个城市的开发量就远远超过欧美一个国家，但是，我们只有最大的地产商，却没有伟大的地产商，是的，没有。顺便说一句，我们现在似乎也没有伟大的建筑师。
很多地产商只是将自己定位于商人，跟他们像350年前的牛津建筑师那样讲远见、讲责任，要求有点儿过高。其实，不单单地产商是如此。有人告诉我，价值观决定着一个人的深度，也决定着一个企业的高度。在这个追求规模至上、速度至上的物质主义时代，人们既没有余暇去反思过去，也顾不上眺望几十年后的未来，而只是想着要抓住当下这枚飞逝的机会之箭。已经注定，这批人这批企业是缺乏深度和高度的，因而与伟大无关。
也许，政府部门更应具有高于个人和企业的远见？譬如，最近又听到有专家在议论应取消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有专家建议，应推动第二次房改（相对于1998年的房改而言）。回顾这些年来包括经济适用房在内的住房保障制度的起伏，就住房制度而言，“远见”对于有关政府部门可能也是要求过高。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多年过去，完整的住房制度并没有确立起来。譬如，专家所建议的第二次房改，要建立怎样的住房制度，是以收入分层还是以职业分层？房地产在国民经济究竟应承担怎样的角色，是不是当经济下行时就需要房地产来提振，当财政收入下滑时就需要卖地来支撑？又譬如，我们要建立的是一种怎样的土地制度，是与经济增长、财政收入紧密挂钩，还是自有其法理和内在逻辑？专为短时经济任务服务，缺乏远见而匆忙搭建的土地制度、住房制度，很难做到稳定性、连续性，因而就会是千疮百孔，别说350年，三五年就腐蚀得差不多了。
多年前有句广告叫：新飞广告做得好，不如新飞冰箱好。你说得对，我这里瞎议论了半天，还不如“牛津大学的橡树”故事本身意味深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