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是我国的根本治国思想。把政治、社会、经济等等一切纳入法治的管理范畴，是保障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等秩序井然有条的重要思想武器。国家与社会所有的一切都按照法律这游戏规则来运行，这个国家就能“大治”。但是如果，权力侵犯法律，权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会不和谐稳定，腐败现象与腐败分子就会层出不穷。因为腐败分子往往通过行贿掌握政治权力，然后，利用公权力，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就用一下，对自己不利的法律，就用权力干涉与干扰，甚至于公然违法犯罪，严重地破坏法律。动摇了国家统治。使民众对政府投不信任票，不满、仇视、动乱、叛乱、武装政变这些都会接踵而至。那么国家就会处于动荡不安，内战的烟火会使民不聊生。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为了百姓能安居乐业，不管是达官贵人，富豪商贾，黎民百姓，都要遵守法律，敢于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敢于同破坏法律的行为作斗争。不为别的，只为我们的国家很强盛，只为我们的人民能幸福！
为什么秦始皇的政权，只传了二世，就灭亡了呢？秦朝不也是法治吗？这里我要解释一下，秦朝的法律是严刑酷法，这些法律是针对下层百姓的，而且胡亥当皇帝时，国家很多制度法律已经被太监赵高破坏了。赵高不但是政府总理，而且还掌握着皇权，可以左右政局。赵高设计除掉了原政府总理李斯后，还导演了“指鹿为马”的闹剧。这时的胡亥，已经权力被完全驾空了，只是个傀儡皇帝。国家法律已经名存实亡了。随后，陈胜吴广起义。几年后，强大的秦国在起义的烟火中灭亡了。
法家的始祖或者叫创始人，我们都习惯性地把法学家韩非子公认为法家第一人。韩非子是韩国的上层贵族子弟，按现今的标准，也就是高干子弟。从小喜欢刑名法术之学。韩非子认为法学起源于黄、老的“无为而治”的核心思想。韩非子为人口吃，讲话讲不流俐。但是会写文章，喜欢写书。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与李斯都是当时著名大学者荀卿的学生弟子。李斯认为自己的学识与才干不如韩非。
韩非子看到韩国国家衰败，就多次上书写合理化建议提醒韩王。提意见，古时称之为“谏”。韩王并没有重视韩非子，更不用说重用了。韩非认为当时治国没有法律制度，管理混乱，不知道任贤用能，儒家学派的只会用文乱法，只会讲一大堆大道理或者观点来管理国家，却忽视法律的作用。侠者，却以武力犯法犯罪，国家没有办法管理。国家在没有内忧外患的时侯，就宠信社会名流，有内忧外患时，就动用军队。韩非觉得这都不是好的治理国家的方法，于是他把他的一些观点用文字表达的形式写了出来。写《孤愤》《五蠢》《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字。
《说难》译文：大凡进说的困难：不是难在我的才智能够用来向君主进说，也不是难在我的口才能够阐明我的意见，也不是难在我敢毫无顾忌地把看法全部表达出来。大凡进说的困难：在于了解进说对象的心理，以便用我的说法适应他。进说对象想要追求美名的，却用厚利去说服他，就会显得节操低下而得到卑贱待遇，必然受到抛弃和疏远。进说对象想要追求厚利的，却用美名去说服他，就会显得没有心计而又脱离实际，必定不会被接受和录用。进说对象暗地追求原利而表面追求美名的，用美名向他进说，他就会表面上录用而实际上疏远进说者；用厚利向他进说，他就会暗地采纳进说者的主张而表面疏远进说者。这是不能不明察的。
事情因保密而成功，谈话因泄密而失败。
未必进说者本人泄露了机密，而是谈话中触及到君主心中隐匿的事，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表面上做这件事，心里却想借此办成别的事，进说者不但知道君主所做的事，而且知道他要这样做的意图，如此就会身遭危险。进说者筹划一件不平常的事情并且符合君主心意，聪明人从外部迹象上把这事猜测出来了，事情泄露出来，君主一定认为是进说者泄露的，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恩泽未厚，进说者谈论却尽其所知，如果主张得以实行并获得成功，功德就会被君主忘记；主张行不适而遭到失败，就会被君主怀疑，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有过错，进说者倡言礼义来挑他的毛病，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有时计谋得当而想自以为功，进说者同样知道此计，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勉强君主去做他不能做的事，强迫君主停止他不愿意停止的事，如此就会身遭危险。所以进说者如果和君主议论大臣，就被认为是想离间君臣关系；和君主谈论近侍小臣，就被认为是想卖弄身价。谈论君主喜爱的人，就被认为是拉关系；谈论君主憎恶的人，就被认为是搞试探。说话直截了当，就被认为是不聪明而笨拙；谈话琐碎详尽，就被认为是罗嗦而冗长。简略陈述意见，就被认为是怯懦而不敢尽言；谋事空泛放任，就被认为是粗野而不懂礼貌。这些进说的困难，是不能不知道的。
www.liushuye.com大凡进说的要领，在于懂得粉饰进说对象自夸之事而掩盖他所自耻之事。君主有私人的急事，进说者一定要指明这合乎公义而鼓励他去做。君主有卑下的念头，但是不能克制，进说者就应把它粉饰成美好的而抱怨他不去干。君主有过高的企求，而实际不能达到，进说者就为他举出此事的缺点并揭示它的坏处，而称赞他不去做。君主想自夸智能，进说者就替他举出别的事情中的同类情况，多给他提供根据，使他从我处借用说法，而我却假装不知道，这样来帮助他自夸才智。进说者想向君主进献与人相安的话，就必须用好的名义阐明它，并暗示它合乎君主私利。进说者想要陈述有危害的事，就明言此事会遭到的毁谤，并暗示它对君主也有害处。进说者称赞另一个与君主行为相同的人，规划另一件与君主考虑相同的事。有和君主污行相同的，就必须对它大加粉饰，说它没有害处；有和君主败迹相同的，就必须对它明言掩锦，说他没有过失。君主自夸力量强大时，就不要用他为难的事去压抑他；君主自以为决断勇敢时，就不要用他的过失去激怒他；君主自以为计谋高明时，就不要用他的败绩去困窘他。进说的主旨没有什么违逆，言辞没有什么抵触，然后就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智慧和辩才了。由这条途径得到的，是君主亲近不疑而又能畅所欲言。伊尹做过厨师，百里奚做过奴隶，都是为了求得君主重用。这两个人都是圣人，但还是不能不通过做低贱的事来求得进用，他们的卑下一至于此！假如把我的话看成像厨师和奴隶所讲的一样，而可以来纳来救世，这就不是智能之士感到耻辱的了。经过很长的时间，君主的恩思泽已厚，进说者深入谋划不再被怀疑，据理力争不再会获罪，就可以明确剖析利害来成就君主的功业，直接指明是非来端正君主的言行，能这样相互对待，是进说成功了。
从前郑武公想讨伐胡国，故意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君主来使他快乐。然后问群臣：“我想用兵，哪个国家可以讨伐？”大夫关其思回答说：“胡国可以讨伐。”武公发怒而杀了他，说：“胡国是兄弟国家，你说讨伐它，是何道理？”胡国君主听说了，认为郑国和自己友好，于是不再防备郑国。郑国偷袭了胡国，攻占了它。宋国有个富人，下雨把墙淋塌了，他儿子说：“不修的话，必将有盗贼来偷。”邻居的老人也这么说。到了晚上，果然有大量财物被窃。这家富人认为儿子很聪明，却对邻居老人起了疑心。关其思和这位老人的话都恰当，而重的被杀，轻的被怀疑；那么，不是了解情况有困难，而是处理所了解的情况很困难。因此，绕朝的话本是对的，但他在晋国被看成圣人，在秦国却遭杀害，这是不可不注意的。
从前弥子瑕曾受到卫国国君的宠信。卫国法令规定，私自驾驭国君车子的，论罪要处以刖刑。弥子瑕母亲病了，有人抄近路连夜通知弥子瑕，弥子瑕假托君命驾驭君车而出。卫君听说后，却认为他德行好，说：“真孝顺啊！为了母亲的缘故，忘了自己会犯别罪。”另一天，他和卫君在果园游览，吃桃子觉得甜，没有吃完，就把剩下的半个给卫君吃。卫君说：“多么爱我啊！不顾自己口味来给我吃。”等到弥子瑕色衰爱弛时，得罪了卫君，卫君说：“这人本来就曾假托君命私自驾驭我的车子，又曾经把吃剩的桃子给我吃。”所以，虽然弥子瑕的行为和当初并没两样，但先前称贤、后来获罪的原因，是卫君的爱憎有了变化。所以被君主宠爱时，才智就显得恰当而更受亲近；被君主憎恶时，才智就显得不恰当，遭到谴责而更被疏远。所以谏说谈论的人不可不察看君主的爱憎，然后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