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哀伤，我们忧虑，我们愤怒。因为，我们每天都在遭遇着不良企业的问题事件的伤害与侵扰，而这种伤害与侵扰，已经严重影响到公众健康、市场健康以及行业发展的健康。而更为让我们无奈的是，这些问题企业，待问题事件之后，依然光鲜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却无能为力。
有人说，它们正在一次次地破坏我们这个时代的公信力。但仅有信任，真的能解决所有问题吗？未必！
正如《赤裸的公司》著者唐·泰普斯科特所说，“仅有信任还是不足以应对商业领域中的所有难题的，尤其是你注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话。在这个领域 中，中心原则是将现在的状况与未来的需要相结合，公司必须经常引领他们的顾客、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走向新的坦途，而非仅仅让他们心怀信心。”
在透明化时代，企业必须要有一种开放式的战略。在唐·泰普斯科特看来，这种战略是积极倡导透明化的，同时也在很审慎地评估自己的竞争情报和安全 性——透明化是企业的一种价值观，必须要与诚信、责任和维系信任等原则紧密结合。值得一提的是，构建开放式战略的企业一般都欢迎网络化的商业模式，并明白 同客户、雇员、商业伙伴、股东和公众之间荣辱与共的关系对于企业的成败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在透明化时代，企业必须始终做到对消费者的尽可能的“坦诚”，并以此来获取公众真正的信任感，尤其是当问题不可避免地发生之后。因此，在 透明化时代，以侥幸屏蔽或者营销至上的态度很难改变公众对于一家公司的印象，但是“实心实意”的方式就能让一家公司受益匪浅。在市场上，公司可能得到公众 的欢心，也有可能得不到欢心，甚至会遭到消费者的唾弃，这都很正常。但是，如果一家公司由于基本道义的严重缺失而被公众绝望地“抛弃”，这时候往往已经为 时过晚了，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已经是来不及了，三鹿无疑就是一个明证。
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坚守新的道义。这种道义的核心就是企业必须要对消费者“实心实意”——不撒谎、不作恶、不欺骗。或者我在食事水论第一篇文章中所说，要有一种“契约精神”，但这种契约精神既关乎伦理道德，又关乎法治环境。
可我们悲哀的是，这个时代，无论是伦理道德还是法治环境，都正在重建的过程中。这显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这种漫长的过程中，我们的煎熬和忍耐力究竟还需多久？
值得我们聊以自慰的是，在自媒体时代下，人们随时都可以借助互联网和微博等新媒体以及电广报刊等传统媒介获取想知道的信息，并且形成一种集体性 的评价。按照唐?泰普斯科特的说法是，任何企业都在公众的审视之下，都是透明的，这样的透明度还在不断提高，这就是所谓的“强制透明化”。
其实，彼得德鲁克早就说过，商业的目的是创造消费者。消费者对于任何商业来说，虽然不是惟一的利益相关者，但绝对居于首位，满足他们的需求是最根本的战略，而长期满足不断增长的顾客的需求则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
只不过，在“强制透明化”下，任何企业都必须始终对基本商业道义的坚守，而决不能有丝毫的侥幸和逃脱心理。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建企业的“契约环境”显得尤为必要，这既需要外力的逼迫使得企业自身回归商业伦理道德的底线上来，同时也必须依靠法治环境来保驾护航。前者需要强制性透明，而后者则遵循法治精神。
这或许能为当代企业模式的构建——与全球化真正接轨的模式，提供了一种可能。其实，建立当代企业模式无疑是中国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缺乏可资借鉴的成功发展模式的漫长摸索过程中，中国产业界和企业界经历了复杂多样的发展历程。同时，打造现代企业模式并非是一项企业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微观 活动，而是在宏观发展背景和微观运行环境共同作用下，在政府、市场、社会三者有机的良性互动过程中完成的。其中，每一次危机就为企业成长和产业转型提供了 关键的历史节点，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危机——应战模式。
总之可以这样讲，危机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发展模式的建立提供了转型的历史契机，推动了政府-市场-社会的有机互动关系，从而激活了政府宏 观管理与企业管理、社会回应的微观活动联动机制。应该说，任何一项产业的发展和企业的成功都是这三股力量合力博弈的结果，最终实现了企业管理方式、营销模 式和产业升级在历史危机时刻和转型节点上的发力和突破。
（作者为资深财经作家与评论人，大食品网总编辑，北京三十度空间传媒创始人兼总裁，著有《谁人不识宁高宁》、《竞争的六堂常识课》等多部财经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