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样的结论显示不符中国电池产业以及市场消费需求等现状。在铅酸蓄电池“十二五”产业发展研讨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立泉、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洪渊等国内知名专家就认为，铅酸蓄电池是一种安全性高、电压带宽、价格低廉及高资源再生率的能源产品，其安全性、稳定性及可再生性是目前其他电池产品无法比拟的。
从目前的铅酸蓄电池应用来看，它依旧在国家经济发展以及新能源战略规划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而以其本身属性来说清洁生产不是不能实现的，身背污染之名的铅酸蓄电池行业，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社会的监督、政策的引导，再次迎来科学发展的第二春。
破解之道
铅酸蓄电池企业引发的血铅事件，将整个铅酸蓄电池行业存在的种种发展之困暴露无遗，更暴露出铅酸蓄电池企业在社会责任与道德的建设上缺失。
在“十二五”开局元年的两会召开前，温家宝总理在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曾说，幸福就是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今年的两会，也被众多媒体称之谓“让中国人民走向幸福的两会”，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更是贯穿了务实创新、执政为民的理念，尤其是提出了顺应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美好生活”一方面是指和谐的物质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则是指安全的生存环境。要让人民走向幸福，不单是政府的责任，作为社会一份子的企业同样身担此责。但从目前铅酸蓄电池行业连续上演的“血铅事件”来看，这显然与政府提出的“幸福工程”背道而驰，以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终极目标的作为，是在破坏人民的生存环境与幸福生活，而铅酸蓄电池企业在社会责任面前明显弱智。
还是以美国为例，在其国家发展与人民生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的铅酸蓄电池与整个社会和谐相处，几乎没有“血铅事件”发生，他们显然是为民众的幸福生活起到了推动作用。美国在铅酸蓄电池行业的污染治理经验，正是眼下我国铅酸蓄电池行业发展困境的解决之道，这也是我国铅酸蓄电池企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要杜绝铅酸蓄电池行业在制造中产生的“血铅中毒”事件，只有一种方法来解决，即让行业走向清洁生产。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政府、行业、企业三个方面抓起，其中政府应该起到主导作用。
在政府层面，要抛弃唯GDP为上的思想，加强对铅酸蓄电池企业的审批与监管力度，要敢于对违规生产从而造成污染的纳税大户关停，要敢于用铁手腕治理涉污染企业；在行业层面，行业协会要尽快出台相关的行业规范，提高铅酸蓄电池企业准入门槛，引导行业企业坚持清洁生产，并对不达标企业关停或是其它有效途经进行解决，以改变整个行业散、乱、差之现状；在企业层面，则要提高自身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以造福人类、与环境和谐相处为发展之道，自觉坚持清洁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只有这样铅酸蓄电池企业才能真正搭乘“十二五”新能源发展快车，走上绿色发展之路。
台州市速起蓄电池有限公司引发的“血铅事件”再次为铅酸蓄电池行业敲响了警钟，也再次让铅酸蓄电池行业意识到不治理将会影响行业的健康发展，更让我们对铅酸蓄电池企业的清洁生产增添了期待。
当中国的任何一家铅酸蓄电池企业能够与社会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当任何一块铅酸蓄电池产品真正让消费者使用放心，当企业的上空飘浮的是蓝天白云、流出的是清澈的水，铅酸蓄电池便真正脱去了“污染”之名，铅酸蓄电池企业便真正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整个行业便真正走上了可持续发展之道。
链接：专家看法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铅酸蓄电池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徐红
根据污染程度看，该公司的生产技术极可能是目前铅酸蓄电池行业落后的外化成工艺，但由于此类技术成本较低，不少蓄电池企业仍在使用。国家相关部门已经决定在两到三年内彻底淘汰这类技术的生产企业，改换成技术可靠、污染较少的内化成工艺。
这起事件距离2月18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仅一个多月，该规划是我国第一个“十二五”专项规划。规划要求对未进行环评和“三同时”验收的重金属企业一律停产整改。对此，徐红坦言有难度。
首先，在标准制定上，尺度把握较难。以前的相关规定，现在看来并不一定科学，比方说某一定产能蓄电池厂要求离居民400米，但是，400米之外不一定就没有铅污染，这需要根据各个企业的具体规模以及技术等来进行科学测算。
其次，地方保护较严重，监管力度上仍需加强。此次有关部门排查中发现，很多蓄电池厂处于无证生产，一些有证的企业很容易找到，而无证的企业很难查到。
更为严重的是废旧铅酸蓄电池回收。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回收废旧铅酸蓄电池需要很大的投入，但许多无证企业利用不按照国家规定生产、减少环-全球品牌网-保投入的成本优势，违规低价回收蓄电池获利，造成更为严重的污染。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政府监督与公共问题管理专家 范柏乃
在调结构、促转型被确定为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核心内容，绿色和低碳已成为社会共识的今天，仍有巨大的利益诱惑，使我们的管理者在对污染和政绩进行权衡时，将天平倾向了后者。在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部门采取了及时的补救措施，亡羊补牢的积极态度当然值得肯定。但如杲政府能将关口前移，未雨绸缪，防范可能发生的事故和危险于未然，那今天的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
范柏乃分析认为，对百姓而言，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不仅仅只有经济的增长，更应包括蓝天、碧水、净土和自身的健康和生命的尊严。在反思自身执政理念，端正自身政绩观的同时，有关部门应深思如何建立更为严格的条例，遏制污染企业赖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保证执法部门履行其责任，让污染远离每一个人。
媒体观点：
血铅超标事件，其实在考验制度执行力，在拷问我们与环境污染作斗争的信心与决心。牺牲健康换取财富，是不发达地区快速发展经济的阵痛，会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消退。但贪婪和诱惑之蛇，死而不僵，它随时都可能在某一个局部地区乘虚而入，战胜社会共识并成功复辟。
利益的诱惑无处不在。地方政府可能为了对GDP的追求，对明显可能存在环境污染隐患的事实视而不见；在具体政策执行的层面，企业主也可能为了追逐高额利润，与具体的政策执行部门达成某种默契或攻守同盟。最终牺牲的，是广大老百姓的利益。
如果污染事件没有达到引起社会关注的层面，执法部门与肇事企业之间的默契会一直持续下去。前者不仅未履行环境保护的监管职能，还站在企业的立场在与百姓进行利益博弈。如今，当地环保部门终于开始立案查处相关企业。秋后算账与其说是对老百姓的交待，不如说是博弈失败之后的无奈之举，是以民众健康受到损害为代价的亡羊补牢。立足于民众的生命健康，我们需要的不是秋后算账，而是未雨绸缪。
调结构、促转型是国家“十二五”的核心内容。绿色和低碳，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在此背景下，需要深思如何建立更为严格的条例，遏制污染企业赖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保证执法部门履行其责任，让污染远离我们。
《中国经济时报》 儿童血铅超标给中国环境治理蒙羞 评论员 周子勋
近年来，尽管公众的抗议声浪越来越高，但中国仍在继续发生儿童血铅超标的事件。这些事件既显示了国内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显示了中国环保工作的复杂性。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曾表示，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容易引发农民群体性事件的因素之一。
中国在环境问题上已没有退路。各种各样的环境污染、大范围的水系污染、生态破坏与退化、由环境引发的疾病与公共卫生事件……这不仅损害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还使得人们当前的生存面临环境危机。如果不能及时清理过去几十年里环保的巨大欠账，类似的事件将会以更大的频率出现，造成愈加严重的影响。
在这种局面下，就使得环境问题在中国的公共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有了提升的必要，中国需要把环境问题政治化和公众化。所谓政治化意味着，“讲政治”也应该要“讲环境”；公众化意味着，在环境保护中如何去更多体现公众的意志，而不只是政府或利益集团的意志。
总而言之，要解决中国的环境与资源问题，小修小补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一定要从决策和战略入手，然后将其转化为可执行的法规和政策，并辅之以严厉而透明的公众监督。中国正式提出搞环境保护已经30多年了，却依然没有走出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未来要想真正扭转中国在环境污染上的被动局面，必须从执政和民生的高度来看待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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