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协同努力的传统已导致了一个裙带的日本工业组织，公司董事要花很多时间与其他公司的官员商谈。由三井、三菱和住友组成的战前财阀同业同盟，因为被美国占领而打破了，估计又重新走了到一起，只不过不是那么紧密。27个三菱公司的总裁们在每个月的某个周五开会，他们在“周五俱乐部”谋划共同战略，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17个三井的总裁每个月的某个周四开会；17个住友的总裁每个月的某个周一开会。富士银行的大客户们有一个被称为“赋予会”的委员会，其中包括日立（电机）的总裁，日产汽车公司（汽车）和全日空钢管 （钢铁）。这些俱乐部像是吃日本火锅一样瓜分着市场。当共产中国最近颁布，它不会与和韩国或*做生意的日本公司进行贸易的时候，俱乐部之间很快达成一项谅解：三井和三菱决定专注于南韩和*，而住友则选择了中国。
日本船厂可以胜过外国竞争者，部分原因是他们的工程师定期交换技术的点子，毫无保留，以至于没有人记得，也没有人关心哪家公司拥有某一个重要的焊接方法。川崎重工 71岁的董事长久野正志说：“通过紧密地互相仿效，我们的工程师们在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对此我只想说万岁！”
不一样的索尼
和旧式日本公司不同，索尼公司通过自己的营销网络进行销售，而不是通过那些替日本厂家直接接触海外买家的贸易公司。其基本融资不是通过银行贷款，而是出售股票，其中31%被外国人购买。盛田通过本人持有以及一家投资公司控股，成为了公司最大的股东。他占有公司10.3%的股份，价值1.3亿美元。身材消瘦、白发苍苍的盛田，现年50岁，是一种日本和西方模式的混合体。他的东京的家里堆满了诸如低音炮、高音扬声器、曲线喇叭及其他电子小玩意儿，其中有一个真正的美国硬币点唱机，他用从美国带回来的硬币玩得很开心。正如盛田对《时代》东京总编埃德温•莱茵戈尔德说的：“美国人喜欢来日本，然后买一些日本古董回家。我则去美国，带回你们的古董。”盛田有大约1/3的时间都在路上，往美国和欧洲飞得太频繁，于是他开玩笑说：“这是一条漫漫长路。”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他总是上午8时30分到索尼的办公室，然后工作12个小时以上。在外国的城市，工作以外的时间他很喜欢到处逛，考察商店里展示的索尼产品和竞争对手的产品，并在笔记本上记录自己的感想。他说：“生意是我的嗜好。”
作为酱油和米酒制造商的儿子，盛田是以一个工程师出道的。战争时身为海军中尉的他，被安排帮助一个名叫井深胜的工程师开发热寻导炸弹。日本战败之后，井深在东京的一个小破屋开始了通讯设备业务，不久盛田加入。两个人用借来的500美元成立了东京通信有限公司，也就是后来的索尼。井深主内，负责开发产品并担任总裁；盛田主外，专门从事市场营销并担任执行副总裁。索尼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的*是日本第一批不抄袭西方产品，而是用西方技术开发他们自己的新产品的商人。井深从书上了解到晶体管，并于1952年来美国考察。他深信，可以用晶体管来制造一个收音机。第二年盛田访问了美国，回来后他肯定在美国收音机将会很好卖。他对美国广播电台的数量感到十分惊讶，进而得出结论：“家里的每个人都想用自己的收音机听自己喜欢的广播节目。”这些收音机在国外大获成功。
盛田说，索尼不受限于一个正式的研究和开发预算，而是为了一个看起来有前途的点子不吝惜金钱。索尼的高管们也经常把组织打乱，在整个公司范围内安排人，研究下一个热门新产品。
盛田的营销战略的一个关键部分是，为细分的国外市场仔细定位特定的产品。比如，在英国彩电市场，他选择在价格上而不是屏幕尺寸上展开竞争。最便宜的英国制造电视是19英寸的，而只有10%的家庭拥有彩色电视。盛田希望进口13英寸电视，这样他可以节省足够的生产和运输费用，足以把价格降到480美元，让彩电进入越来越多的英国家庭。
www.liushuye.com除了商业孤立的经济和*影响，消费者的利益应该是主导。盛田和他的日本同胞要让消费者以合理的价格买到优质的产品。这个解决方案应该是竞争规则的一个均衡。
轮到西方拷贝了
相互降低贸易壁垒将暂时使日本的竞争更加激烈，但也更加公平。迟早日本将不得不调整其出口激励，因为它的经济已经运行在一些严峻的压力之下。原因之一是，这个国家正缺少劳动力。10年前，对于每一个高中毕业生有两个职位可供选择，而今年春季有7.7个 。日本出口的增长的代价是，克扣对国内包括房屋、道路及污染控制方面的投入。日本的工业污染问题，或许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新日铁的永野说：“我们需要更多的道路、港口、桥梁、房屋。在6席（9英尺到12英尺）大的空间里住了两户人家。在西方先进国家，工业生产和**资本的生产得到了平衡，而我们一直忙着出口，在这些方面我们发展并不均衡。”
美国的商人可以和日本人在一些共同项目合作，而不是对抗他们，顺便也帮助世界上的穷人。美国公司可以提出在第三国市场与日本厂商合资来加快这一进程。例如，斯科特设想联合美国和日本的木材公司来开发亚马逊河上游庞大的木材资源。
美国商人也可以从日本的体制中汲取一些教训。比如说，其劳动实践不但人性化而且效率高。有一些劳动实践也许可以在美国公司实行，当然不是一辈子的那个，也许是某些培训方法。日本企业为他们的工人培训好几项技能，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坚持专业化。一名日本工程师被鼓励，甚至是期望，学习一些有关会计、财务和人事工作。这看起来能产生比西方更全面、更灵活、更高度自我激励的工人。
日本已经演示了经济和政府不必如同在美国那样，把对方当作对手。日本的成功可能会刺激一些在华盛顿的头脑，以决定是否应该放开反垄断法，以促进在世界各地市场的国家竞争力。
需要：更多的日本
在与日本的任何经贸合作过程中，美国可以期望从一些最大的日本商人那里得到支持。盛田一直要求日本更加快速地开放美国对其石油产业的投资，不过他这个赋予了想法以日本特色——拐弯抹角地保护自己的利益。盛田说：“如果我们批准更多的美国投资，我们将不再需要安全条约。那时候美国人当然会保护我们。每个人都会保护自己的财产。”
盛田还提倡国际统一的产品标准、安全条例、防污染法规和食品标准，以平衡成本和防范不同国家的规则将被用来*外国商品。除此之外，他已经开始相信，世界上的工业领袖们在贸易方面的思路一直过于狭隘。他说：“现在有三个大的工业区：美国，日本和欧洲。现在有些厂家试图卖给对方同样的东西，这是没有意义的。目前全世界2/3的人口生活在标准线以下，因此他们尚不构成一个可育的市场。正如美国帮助日本从一无所有崛起那样，我们应该一起努力，在世界其他地区造就更多的日本。”这是一个听起来雄心勃勃的计划，也是那种以为可以很好地解决美日贸易纠纷的想法的一个例子。这个问题和来自日本人的真正的挑战其实就是世界上的这两大贸易国能否学会商业上的和平共处。
（原文发表于1971年5月10日《时代周刊》，由译言编译，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