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中国东北大部风雪交加。
同一天，日本的富士山下，戴旭泡着温泉、喝着清酒，而沈阳的三好街上，马晓雷却顶着雨雪想着生计。同为ＩＴ界精英的戴旭、马晓雷二人分别效力日资企业和国内公司，一个月前，前者被东家带到日本，后者则被公司裁掉。
危机下，面对现实的不同境遇，昔日被众星捧月般的企业骄子们，如今有人依旧风光，有人则如临深渊。
“候鸟”般的人才
如果说次贷危机是个“意外”，那么另一个接踵而至的意外则始于今年第二个季度。
今年伊始，位于辽宁大连的日资ＮＴＬ软件公司（应受访者要求隐去企业实名）先是有意减少订单，继而，从４月开始全员考试，而公司的高层也频繁往返于大连和东京总部之间。“那段时间，公司高层似乎有点怪。”已在ＮＴＬ工作３年的首席软件工程师戴旭回忆。
同期，受全球金融变局影响，包括外资公司在内，广东关闭企业的数量正在以万为单位暴增。毕业后南下的东北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纷纷致电同学戴旭，询问如果北上可否避过失业危机。
两个月后，一切皆有答案。日方决定暂时关闭ＮＴＬ公司，年底前，10名中方软件工程人员随公司管理层赴日。此前，基于公司“立足东北、谋划中国”的构想，戴旭已在大连贷款购房，家电家具一应俱全。
意外东渡日本的不止10人。11月初起程时，戴旭发现，与他属同种情况赴日的竟多达上百人。
据大连工会组织内部掌握的情况，被外方“囤”走的当地各类人才涉及软件设计、新材料研发、生物制药等多个领域，总数在５００人以上。另据本报综合青岛、天津、上海、广东等地汇总的信息，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企业关闭后，中方高端人才被外方雇主带往海外之事屡有发生。
“有可能半年，或者一两年，到时看情况，我们和企业还要回去。”戴旭深深地感觉自己和那些被“囤”起来的同事就像候鸟一样，“回国是早晚的事，但不知道这场危机要何时才能结束。”11月末，通过ＱＱ，戴旭告诉国内家人。
“天堂”般的生活
因为经济危机戴旭等人才来到日本，但令他们颇感意外的是，他们的收入和生活不但没有因此受到不利影响，反而开始过上了舒适的生活。
出国前，戴旭年薪１０万，每周休息一至两天，每天工作超过１０小时，合同两年一签；在日本，他年薪合人民币１４万，每周休息两到三天，每天工作不超１０小时，签的是无限期合同。
“这令日本当地员工很不爽。”戴旭说，在日本，企业员工分３种——派遣社员、契约社员和正式社员，很多人做了多年还只是前两种，而中方员工抵日之初签订的就是象征着正式社员的无限期合同，而且，在工作量略少的情况下，中方员工却和日方员工赚得一样多。此外，对于赴日前已婚的人，公司每月还给予双倍补助金。
ＮＴＬ公司总部位于东京东北方，临近富士山。对于有时多达３天的休息时间，很多赴日中国人才这样安排：一天到富士山脚下洗温泉，一天游玩。而性格内向的戴旭除了洗温泉外，其余时间则上网、打麻将。而这样的待遇对于相对忙碌的日方员工而言，简直是奢望。
居住方面，赴日中方员工两人一室，条件堪比国内三星级以上宾馆。在所住床边的墙角，戴旭发现过一行英文小字，落款是“１９９８”。同住的中方同事英文较好，辨认后二人得知，那是19９８年亚洲金融风暴时，与他们一样赴日的香港员工所书，意为“天堂般的生活”。
眼下，圣诞将至，戴旭已获通知，公司为中方员工放假一周，他打算回国看望父母。而国内的马晓雷却正在为过节发愁。
再见，“金领”
几乎是在戴旭“东渡”的同时，沈阳的三好街上，马晓雷在提前拿到两个月近５０００元的薪水之后，被某知名通讯公司裁掉。一年前，也是该公司以月薪过万的高价将其从另一公司挖来。“孩子每月托费１０００元，还房贷每月２０００元，养车每月又得１０００元，现在只有这５０００元。”数着越来越少的积蓄，马晓雷觉得坠落似乎发生在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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