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melting nation（融合的民族），那么美国就是melting pot（熔炉）。在这里可以见识到任何文化、任何思维、任何生活方式，每个进入熔炉的人又以自己的风格令这个熔炉的味道更加复杂。”学习期间的3个暑假，杨壮在世界银行、《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实习。在世界银行，他见识到了国际经济体系的中枢；在《华尔街日报》，他感受到了金融世界的内核；在《华盛顿邮报》，他体会着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一年之后，哥伦比亚大学彼得·布劳教授在社会组织领域的研究引起了杨壮的兴趣。这位工业社会学大师对于社会组织对人的影响以及工业化社会中组织机构的运作有深入研究，与当时日本和韩国的崛起、跨国经济文化的趋势彼此印证。于是，杨壮教授在1986年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开始从头学习数学、金融，这也成为他日后的企业组织研究的基础。
哥伦比亚大学重视实用，不尚空谈，其商学院的学生通常会被要求去华尔街的金融界和百老汇的商业区实习，与大大小小的资本家和经纪人接触交往。学生们必须通过课堂上学到的商业经济、企业财务、管理、市场、财务等知识确实为企业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这样才能顺利获得学位。
准备毕业论文的时候，一位教授让杨壮去日本住友驻美国办事处调查美国女雇员全体起诉日本老板性别歧视，要求赔偿的事。事实是，日本公司内部对于女员工从事端茶倒水、迎来送往服务性工作这样的办公室文化习以为常，不管这个女员工是一般职员还是经理，但在崇尚人人平等、男女同工同酬的美国女员工看来，这种作风是典型的性别歧视。
随着调查的深入，杨壮对跨文化间的企业行为和组织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自此开始了他对人才、人力资源和管理的研究。“这个诉讼最后在庭外解决，住友赔偿了200万美元。住友把日本的风俗、日本的文化、日本的管理思维模式和行为举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带到了美国，美国人完全不接受这一套。一个跨国公司在国外，如果不敏感，你自身的政策、战略再好，也是无济于事，最后可能还会在经济和形象上吃大亏。这就说明，很多看起来很‘软’的东西，背后其实有很扎实而且是不容易克服的内在传承做支撑。” 这些思考最后都出现在杨壮的博士论文《108家日本企业在美国》中。论文比较了日、美企业的管理风格和文化基因，结论是日本企业在制造业会取得成功，但它的金融领域至少比美国金融业慢十几年，而且拉近两者的差距并非易事。
“20个世纪80年代是日本人的天下，他们到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收购洛克菲勒中心，去好莱坞收购Columbia Pictures，一栋栋具有历史意义的大楼所有者变成了日本人。但90年代，日本从高峰跌入低谷，至今都没有再拾升势。这种‘历史’值得现阶段的中国引以为鉴。” 和财务、技术这些学科不同，管理研究的对象是有自主性的人。尤其是在中国企业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无论从领导到员工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而且个体的差异使个性、想法都成为制度化组织无法回避的挑战。在杨壮教授看来，首先是中国过往的教育体系中本身就缺乏商业经济的教育，而针对人的研究更是匮乏。
“现在通过MBA教育，这些原来不被重视的因素引起了企业家们的关注。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我们的企业走出去可以避免很多损失。因此当前经济变化过程中，我们的改革不应该仅仅在经济领域里，改革应该深入到文化体系、文化思维以及教育体系。”2.在纽约听马克思《资本论》演讲 1987年，身处纽约的杨壮参加了一场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聚会，来自国内的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的李青原女士是聚会的主讲嘉宾，她开宗明义就讲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论述过的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市场、股票交易的关系。
去国怀乡，是80年代那批留学生共有的特征。这次聚会使这批站在“资本主义最前沿”的留学生们对于自己与国家的命运如何结合，有了一些思路。1987年8月18日，中国旅美商学会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杨壮出任首届主席。后来活跃在中国经济领域舞台上的若干精英都是这个学会的发起人。
“我们当时在纽约的那个大陆留学生圈子里，大家最基础的教育、最本源的事业观和情感形成都是在中国完成的，因此，这些人从来没有想过留在美国，他们时刻想的都是怎么做些事情，怎么回国。创建这个学会的目的也是要搜罗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商业人才。” 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最饥渴的就是关于中国的所有信息。因此，当时凡是来自国内的官员、学者、商界人士，都被学会邀请来做演讲；同时，由于怀揣着在中国建立资本市场的梦想，因此专业的美国市场人士也成为学会的演讲客人。那的确是一个中国学习美国如饥似渴的时代。
但最近几年连续带领北大国际学生赴美参加毕业典礼和国际游学，杨壮教授感受到了“斗转星移”——以前是中国人听，美国人讲；现在变成了美国人听，中国人讲，以前美国人被称作“老美”，现在“老中”成为中国人的代号。
“没有改革开放、没有率先出去又在适当时候回来的这批留学生，中国和世界的融合进程不会这么快，效果不会这么好。那么现在，中国和世界几乎是零距离，出国、外企离每个普通中国人越来越近，就是我们对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必须再上一个台阶的时候了。” 12年世界大熔炉的美国生活，杨壮看到了人与人之间有多么大的不同，看到了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信仰在组织之间会发生多么显著的正向或者负向作用。“同时，你还会看到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多么发达。它鼓励学生独立思考，鼓励学生研究问题。这种开放的风气吸引来了全世界最杰出的人才，而这些人才的研究和进步又进一步推动了美国本身的发展。” 这12年的收获还包括3个硕士学位、1个博士学位，在世界银行的工作经历，以及为多家企业提供咨询的业绩。继续待下去，杨壮的美国梦只会越来越圆满，但在那个环境里，“你的感觉是压抑，总希望做些对中国有用的事，总希望能够亲身参与到中国的经济里。” 1994年，“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杨壮回国，从投资银行、企业改制咨询业务干起。但在外资、国有公司都做过之后，他始终感觉这并非自己心底里希望从事终身、有热情为之奉献终身的事业。“那段时间我反复在想我要的究竟是什么？我可以放弃的是什么？还有我最适合干什么？思考之后，我明白财富不是我价值观里最核心的部分。这样，就能放下很多东西了”。于是，他回到美国继续在Fordham大学的教职，并且拿下终身教授职位。
直到1998年，CCER确定了和美国国际教育联盟合作创建国际工商管理硕士项目，Fordham大学作为美方26所大学的牵头人，需要向北大国际派驻一位管理代表，而杨壮又是当时Fordham大学所有教职中唯一一位拥有终身教授职位的中国人。这样，他再次回到中国。3.“我们需要有竞争力的人才” 1998年，北大国际MBA正式成立，杨壮作为北大国际MBA国际院长回到了北大。此后，杨壮就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的老师们一起，开始了对EMBA和MBA教育的探索。
从作为北大国际第一位给学生讲授管理学专业课的教授踏上北京大学理教107教室的讲台起，和北大国际一起走过了10年的杨壮教授说，这份与自己心底愿望相通的事业令他找到了重心。“我很享受和同学们分享他们困惑、前进、成功的过程，也对每个个体、个体与组织的互动有强烈的兴趣，同时，我还希望能够为国家做事情，在中国办教育令我的这些‘希望’变成现实。” 最关键的是，这份事业还在推动着中国的崛起。10年来，北大国际的发展、北大国际学生的进步都令包括杨壮在内的所有北大国际教授们感受到了由衷的快慰。一个经理人、企业家，到底是否能够通过MBA这种形式得到多大的提升和升华？杨壮教授坦承，很多企业家素质不一定是MBA提供的，但是北大国际作为一个教育机构可以创造一种氛围、提供一个平台，把一些有助于学生个人、有助于社会整体长远发展的价值传播出去。这也是他对自己10年北大国际事业最满意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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